杨公杨婆生辰不详，籍贯不详，名姓不详，却如尘埃般在我的身边活了多年，死后更如尘埃般无人忆起。
当时大家都叫男人杨公子，叫女人杨婆子。这称呼有点贬义，类似于给动物区分公母的叫法。当时矿山上的职工或是子弟对周边乡民或多或少有些看不起。自认为是吃商品粮的就高人一等，对待杨公杨婆他们这种身份不明的外来户就更加明显了。当然周边的乡民也基本忽略他们老两口的存在。
他们家的存在时间应该在解放前，在子弟学校建成前就存在了多年。子弟学校最上端的小溪边有着用泥巴竹片夯实为墙，茅草棕叶为瓦的一栋单层二房。
我打小就住在子弟学校的家属楼里，他们老两口的存在对我们这些小屁孩来说根本就如空气一样。
在八四或八五年因子弟学校初中高中合并扩建后,我们家搬到了杨公杨婆家隔壁的新建的一幢二层砖房中，成了近邻。才开始有了接触。有了些了解。
他们老两口当时已是七八十岁高龄。因是外来户，没有自己的田地，就靠在门前开荒种点蔬菜领点政府救济为生。他们也有自己的副业，夏天将辣椒豆角大刀豆腌制成酸菜，青杨梅晒干后洒点白糖做成果脯。冬天将荞头大蒜头还有酥脆的洋姜腌制后以二分钱一小包的价格售卖给学生。补贴家用。
听大人们说还有杨公子自诉:他的老家就在隔壁县，建国后中国出将军最多的县。在年轻力壮星火暸原的年代，杨公子也参与到了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就为了反饥饿，反压榨，为了翻身做主人。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杨公子随队伍到达湘江边后遇国军大范围阻击，红军队伍损失惨重。杨公子也在突围时受伤跟不上队伍，只能遣散。几个月后拖着伤腿面临随时丧命的风险躲在了现在这地方。离老家很近的地方。巴掌大的天空下的一个小山沟。
不知是国军还是土豪劣绅斩草除根的工作做得不够彻底。杨婆子不知何因躲过了一劫，也不知杨公子是如何找回的老伴。老两口就这么的在当地扎下了根。就这么苟活至死。我记事后杨婆子还花好几小时翻山越岭的回了几次婆家，坐车得大半天。
那时家家都有几个小孩。家属楼前空地上支起了橡皮筋响起了小女孩清脆的声音:一二三四五六七，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男孩儿们则在玩三角板:剪锤包抓，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或是打钢珠，跳房子。
我们的到来或许为老两口的生活带来了些慰藉或乐趣。毕竟在除了售卖酸菜时能和学生说上几句话之外几乎无人搭理。也就是学生学说客家话那略带侮辱的话语:杨公子，来包净菜。大家也不自知，彼此习惯了。
杨公子两口子的菜地就在空地对面，在浇菜的老两口被我们的玩闹吸引。他们偶尔会发呆地看着我们玩闹，有时嘴角也上翘露出难得的笑容。也许他们在思念自己的已不在了的孩子，也许此刻他们的心情才能快乐些。
杨公子身材瘦小，全白的头发胡须似乎从没修理过。杨婆子身材比男人显得略高些也更状实些。头发灰白，是他们家的主要劳动力。
老两口最快乐的时间应该是乡政府补助发放的时间。杨公子拿到每月补贴的十几块钱二三十斤大米后立马砍上几斤肥猪肉，肩扛大米拄着拐杖，稍微瘸着腿往回走。忽略路人的不屑或是眼红。毕竟这个月又有了荤腥味，炸油时溅出的油花也被杨婆子抹到了头发上。
在升初中后家属楼里的孩子们才懂了些礼仪，改称他们为:杨公公，杨婆婆。
在那年代的小男孩子们大多喜欢玩枪弄棒。我们常缠着杨公公要他讲诉当年的事情。他也会配合我们拿他的拐杖做几个刺杀动作。当问及他为何没走完长征路时，他撩起裤腿让我们看他腿上的贯穿伤反问“你走得动吗？”我们也好奇的问“没吃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去抢老百姓的东西。”“会啊，抢了的吃饱后就埋土堆里了。”我们质疑他当红军的动机时他的回答很简单:有口饭吃，不被欺负。当问及他们孩子的事情时，老两口就变沉默不再出声。
矿山子弟对棺材大多不畏惧，毕竟很多家属楼的楼梯间过道上就有架在半空的棺材。即防潮又防虫蛀。在杨公公家买过酸菜的同学们应该都记得，他家的几个酸菜缸后的床边就放着口棺材。杨公公的说法是:两个人也不知道谁先走，先放下来，谁先走谁先用。他们也只有一口杉木制的棺材。我见过几回躺在棺材中又爬起来的杨公公，问他“舒服吗？”“舒服，就是转不了身。”
八十年代未期，杨公公末明的疯了。一个人到处乱骂。也不知道他骂些什么、或许是物价飞涨后那点补贴不够老两口生存。抑或是学校门口多了几个小摊位抢占了他们仅有的挣钱空间，去他家那买酸菜的学生基本没了。更过分的是我的几个同学悄悄的把他们家的门撬开，就为了吃几口酸菜。我一直都认为，学生的行为只是好玩，对无聊生活的一种喧泄。却忽视了对老两口的伤害。
我们不再去找他们聊天了。杨婆婆几乎承担责了所有的家务事。脸上再也不见那本就少得可怜的笑容，除了抱怨自家男人外几乎不再开口。
杨公公死在了冬天，年岁不详。躺在他们那唯一的棺材里走了，埋在了哪里没人关心没人在意，留下杨婆婆独自苟活。
唯一的亲人也没了后，杨婆婆的愁苦刻画在了脸上。两个人的补贴变成了一个人的，就更难揭开锅了。见证了她多次把南瓜滕红薯叶当菜，红薯掺和米饭就此饱腹。几乎没了油水。唯一能拌上几句嘴的人也没了，几乎不再说话了。
那时候我们大了些，想着去帮帮杨婆婆却无从下手。也不再敢再进她家那黑黢黢的房间，只能几人把一块二块压岁钱集起悄悄的压在她灶台边的热水壶下面。当面给她时她很抗拒绝对不收。可能是维护最后的仅有的一点点尊严吧！这也是我们唯一帮助过她的事情。她也不再养鸡了，门口的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估计比米缸还干净。从没见换过颜色的青灰色的穿着上多了许多补丁。
杨婆婆又悄无生息的在我们身边活了几年，如空气一般无人记挂。唯独能让我忆起的是九零年初的一个冬季，杨婆婆头上包着块旧布，脸上衣领上还能看见已凝结的血渍。走到了我们家的厨房门口。
母亲问她这是怎么了，她毫无表情的说是摔着了。她向母亲表示要买二个鸡蛋补补血。并伸出了攥在手上的五毛钱，母亲没收她的钱，塞给了她三个鸡蛋。她略微低了下头致谢后慢慢的走了。这也是我能忆起的和他们两口子最后的交集。
九十年代中期回矿山过年时偶然向家人问及杨婆婆的事。家人说她也走了，独自关在房间里不知多久才被镇政府记起当月没去领补贴后叫几个乡民破门后才发现已走了多时。被几个乡民用草席裹着抬上了山。至此他们的一切终结了，本就也没人在意他们的来或去。只是我还偶尔会忆起他们老两口在冬日的暖阳下坐在竹椅上晒太阳的场景。也都在冬季走了。
佛曰:众生平等。而我更认为现实中人生而就不平等。宗教只是当权者用来统治百姓的工具而已。我更愿意理解杨公公当年参加红军时应该没有多大的理想报复，只是为了能吃上口饭，不被欺压。能维持作为人类而应享有的尊严而已。在有人带头领导后才走上了抗争的路。成功之路都是由无数人用血肉性命筑起的。长征路上幸存至建国后的人十不存一。大多逝者被匆匆忙忙的葬在了黄土堆中，姓名都不敢写上。
杨公公算不算得上幸运无法定性。如果他能一直挺到解放后那他是国家的功臣。是大家敬仰为英雄。能和老伴携手共老，亦或可能还会有孩子为他们尽孝。能够体面的活着。他是个失败者，败在了半途上，还搭上了子女的性命和回不了的老家。但他顽强的活了下来老两口起码终老了。
总觉得当时的社会欠了他们那些人太多。杨公公毕竟是先行者，只是不可逆的原因才成了失败者。新中国的建立是由许多埋骨黄土和杨公公他们这些失败者作为垫脚石一步步铺垫而成的。当时社会欠缺对他们应有的尊重。让他们几乎如空气般苟活至死。却无人愿意去帮助他们，记着他们，让他们活得稍微好点。就这么卑微的活着至死，生活中没点色彩。
前几年去帮助一孤寡老太太时，妻子表示一定要走在我的前面，她无法接受老太太的孤单无助。而我更喜欢把一句话挂在嘴边:生活哪有百般如意，痛并快乐的活着才是生活的真谛。
好好的活着，快乐的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