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瓦希里

斯瓦希里考古一般以斯瓦希里人所创造的诸多文化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从1948年英国学者柯克曼（JKirkman）发掘格迪（Gedi）遗址算起，围绕斯瓦希里人群及其文化开展的考古工作与研究已有70多年的历史，相关成果十分丰硕。不过，由于斯瓦希里考古工作与研究主要由欧美学者和非洲学者进行，东亚学者参与相对较少，因此，相关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展在东亚地区的刊布也相对较少。然而，从宏观空间来看，东亚与东非地区位于海上丝路的东西两端，两地人群都是印度洋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彼此之间互为重要的供货商和消费者。了解、探索斯瓦希里地区的历史，对研究古代印度洋的贸易情况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质地位颇有必要。

斯瓦希里地区的考古工作可分成三个阶段：

（一）斯瓦希里考古产生的背景与萌芽（1948年以前）

（二）斯瓦希里考古研究的早期阶段（1948-1980s）

（三）斯瓦希里考古研究取向之争（1980s至今）

图 3 Sir Richard Fus">

以地理探险家为代表的众多先驱对非洲地区的深入探索，客观上加深了殖民者对非洲地区的了解，为瓜分非洲奠定了知识基础。1884年，欧美列强于柏林会议瓜分非洲。根据这次会议，东非地区主要由英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法国五个国家占领，这些国家分别掌控大体相当于今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索马里、马达加斯加的区域。在斯瓦希里地区的核心地带——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沿海地区，角逐的主角是英国和德国。柏林会议后，两国继续在东非扩张，于1890年完成对这一地区的瓜分，英国占领了肯尼亚、乌干达和桑给巴尔等地，德国则控制了坦噶尼喀、卢旺达和布隆迪。不过德国在东非地区的殖民相当短暂，一战战败之后，坦噶尼喀由英国委任统治。由此斯瓦希里地区的中心地带基本为英国所掌控。得殖民之便，一些英国人展开了对斯瓦希里地区聚落更深入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其历史更系统的撰写。斯蒂甘德（CStigand）、皮尔斯（FPearce）、因格拉姆斯（W Ingrams）、格雷（Sir John Gray）等人的著述是这一时期此类探索的代表。

这四位作者均曾服务于英国驻东非的政府部门或军队，受教育程度较高。斯蒂甘德是一位军人，其于1913年出版《The Land of Zinj》，此书包含的诸多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材料，对多个学科均具参考价值。皮尔斯少校（Major Pearce）著述的《Zanzibar: the Island Metropolis of East Africa》首次系统介绍了隐藏于桑给巴尔和奔巴丛林中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的遗址废墟，引发了人们对这些遗存的关注。因格拉姆斯1919-1927年任职于桑给巴尔，其著述的原始资料基本来源于他在当地的收集，这也是其工作在多年后仍然受到称许的重要原因。约翰·格雷爵士是这一时期此类研究的集大成者。时人评价格雷的工作：“他更像一个古物学家而非历史学家”，这一论述虽然意在批评格雷的著述缺少对历史事实的讨论，却也透露出格雷选取材料和叙史的倾向。或许正因如此，格雷的工作颇受后来的考古学者和人类学家好评，认为他是一位专业的而非业余的历史学者，甚至认为他的著述能够取代前述诸人的成果。

1948年，柯克曼被任命为格迪（Gedi）国家公园的负责人，开始了对格迪遗址的正式考古发掘。此项持续11年的发掘，是首次围绕斯瓦希里文化遗存开展的专业考古发掘工作，其揭开了斯瓦希里考古的序幕。

对于柯克曼本人来说，东非的这份工作也为他带来了终身志业。柯克曼出生于1906年。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曾于1934年在莫蒂默·惠勒爵士的指导下参加过梅登堡（Maiden Castle）的发掘，之后又在詹姆斯·斯塔基的领导下参与过中东《圣经》中的城市拉吉的发掘。从格迪遗址开始，柯克曼先后主持发掘了众多东非沿海遗址，其足迹遍布英属东非（大体相当于后来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两国范围）沿海地区的重要聚落。在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基础之上，柯克曼发表了众多考古报告和研究著述，其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初步建立了系统的斯瓦希里考古体系，为斯瓦希里考古研究的开创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斯瓦希里考古的先行者，柯克曼的工作方法无疑对后人有重要参考意义。其撰写报告的体例和方法为奇蒂克等人所继承和发展，基尔瓦、曼达等重要遗址考古报告的写作均基本沿袭了格迪报告的结构安排，这实际也显露出柯克曼工作方法的影响。

图 5 JKirkman

柯克曼、弗里曼、奇蒂克等人对斯瓦希里地区遗存及历史的研究，具有开拓性，且具有示范意义。众多资料的披露，使得学界有机会重新审视当地文明的形成、发展，及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过，囿于条件，其资料刊布方式亦存在明显缺陷，比如彩图过少、统计数据相对较少，不利于后人根据其成果进行再研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更多不同背景学者的加入，早期学者的研究取向也遭遇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