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战斗在上海，邓颖超为何反对“周公馆”的命名？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１.遗体解剖后火化。
２.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３.不搞遗体告别。
４.不开追悼会。
５.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这是邓颖超给中共中央“最后的要求”
27年前的今天
1992年7月11日
这位伟大的女性走完了
她光辉战斗的人生征途
离开了我们
人民心中永远的“邓大姐”
与上海有着不解的情缘
上世纪30年代
她曾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
坚持地下斗争三四年
上世纪40年代
她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
再次到上海
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
争取和平民主
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今天请和小红（ID：hszs1921）
一同寻找邓颖超
留存在上海的战斗足迹
恢复中央妇委组织
白色恐怖下创办《支部生活》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不久，邓颖超由鄂赴沪，她此行是“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处理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的相关事务。邓颖超抵达申城后，很快恢复了中央妇委组织，并担任书记，委员有蔡畅、杨之华、李文宜、庄东晓等8人，她们开会时以“小姐妹聚聚，在一起玩玩小牌”为掩护；按年龄排列，蔡畅是大姐，邓颖超是五妹，因而她用谐音“伍美”作化名。
△1949年，邓颖超与蔡畅在西柏坡合影
同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申城。翌年下半年，随着中共中央机关的逐渐完善，设立了中央直属机关支部（简称“直支”，代号“植枝”），由邓颖超担任书记，其他领导成员有恽代英等4人（后来增至7人）。
△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46年）
那时，经过原在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四处奔波，选中上海云南路47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设立中央政治局机关，此系坐西朝东的两层街面房屋，3开间门面，熊瑾玎租下楼上3个房间，底层仍由二房东周赉生开办“生黎医院”；这里紧靠熙熙攘攘的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隔壁是热闹的天蟾舞台，又有诊所为邻，便于掩护人员进出。
△昔日天蟾舞台
邓颖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曾装扮成阔少妇模样前往实地察看，她悄悄走上挂有“福兴字庄”招牌的二楼，按约定暗号敲开门后，觉得十分满意，便对以纱布商身份驻守于此的中共中央机关会计熊瑾玎说：“‘熊老板’，难为你找到这么个地方。一般人很难想到，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敌人眼皮底下，共产党的政治局会在这里开会办公。”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供党内同志阅读的刊物很少，只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红旗》等。邓颖超与“直支”其他领导成员商量后，决定创办一份《支部生活》。
1929年1月26日，《支部生活》在上海问世，由邓颖超兼任主编。该刊为12开本，以毛边纸印刷，每月出版1-2期，每期字数在5000至10000字，为了保证隐蔽性常采用伪装封面(如1930年5月17日出版的第26期采用了谐音的“志夫新话”伪装封面)；起初每期刊行75册，后来根据需要有所增加。
△《支部生活》第26期目录
邓颖超对于《支部生活》的编辑工作非常重视，她曾到中央政治局机关向领导汇报刊物的情况，研究进一步办好刊物。邓颖超平时一直注意从多方面了解党员思想状况，以便有针对性地组织稿件；她还以“直支”的名义在刊物上登出启事，动员大家都来写稿。邓颖超为了及时完成审稿和编辑，常忙到深夜才休息。
邓颖超主编的《支部生活》，除了登载重要文件和工作纪要，还介绍上海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开展情况，并发表了许多富有战斗性、建设性的文章。这份内部刊物深受党内同志的欢迎，大家争相传阅，都将它视为知心朋友。
后来，邓颖超因工作需用离开“直支”，《支部生活》仍然按既定宗旨继续出版，现在所见的最后一期是1930年10月1日刊行的第39期。当年，它对于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加强党的机关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两次出国受阻
带领妇女同胞们共同捍卫和平
1946年7月5日，邓颖超再度来到上海。
抵沪第三天，邓颖超便以中共代表团成员和中共政协代表的身分会晤在沪各报记者，向舆论界指出：国民政府同中共达成的在东北暂时休战的协议，“并不能证明政府获取和平的决心”，因为政府的休战令是“以随时提出中共不能接受之条件”为前提的，且“政府早在济南平绥等地大事备战”。即便如此，中共为了达到全面停战、实现和平的目的，仍在谈判桌上作最后的努力。同时，邓颖超强调和平的关键，在于政府“立即放弃其一党独裁，重开政协”。
7月，当昆明连续发生国民党特务暗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的血腥事件后，正在上海的邓颖超闻讯即与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廖承志等致电李公朴、闻一多夫人，对李、闻的遇难深表哀悼，并对其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同时，就李、闻事件向国民党出席政协的代表提出强烈抗议。
10月4日，邓颖超、李维汉代表中共代表团出席在福州路天蟾舞台隆重举行的李、闻两先生追悼会。在这一国共双方力量正面对峙的追悼会上，邓颖超宣读了由周恩来亲笔撰写的悼词，奏响了抗议国民党扼杀民主实行独裁统治的最强音：“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当邓颖超念到“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时，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每念一句，台下便有掌声响起。
△1949年6月，邓颖超在上海和宋庆龄一同观看儿童演出
在沪期间，邓颖超收到了美国国际妇女会议的邀请信，请她和宋庆龄等人参加10月中旬在美国举行的国际妇女会议。
早在1946年5月，作为世界妇女民主联合会理事的邓颖超曾收到该会希望她赴巴黎参加6月在那里举行的理事会的通知，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害怕中共代表到国际舞台上去揭露中国内战真相而迟迟不给邓颖超发放出国护照，邓颖超也因此无法启程。邓颖超在接信后的第三天即复函该会指导委员会主席卡特尔夫人，表示“在愉快和感谢中接受你们的邀请”，并及时向南京国民政府递交了申领出国护照的申请。对此，南京国民政府又故伎重演，企图以拖延、推诿的办法一拖了事。
9月1日，邓颖超发表《吿全国妇女同胞书》，向全国妇女同胞通告纽约国际妇女会议情况，提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政治的和平经济的世界里”等六个问题。之后，邓颖超在马思南路107号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召开记者招待会，向驻沪的中外记者介绍有关美国国际妇女会议情况及向妇女界征求意见的六条提纲。招待会上，针对出国被阻一事，邓颖超指出：“人民团体受政府如此垄断，正说明中国在一党专政的政府下，人民无起码的民主权利。”
招待会过后，全国各地的信件像雪片似地飞往上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邓颖超收到了近2000封来信。广大妇女在信中倾述了渴望和平，厌恶战争的心声，并且一致强烈呼吁南京政府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待邓颖超出国一事上，也由原来的推诿政策转而公开拒绝向邓颖超发放出国护照。邓颖超在获悉自己最终不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后，一方面委托赴美的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代为参加，另一方面于10月7日会议召开前夕，致函罗斯福夫人、卡特尔夫人及国际妇女会议，告知其“遭受留难阻碍，不能前来出席会议”的根本原因是“完全由于我生活在一个极端缺乏民主自由的一党专政的国度里，才受到这样无理的待遇”，并强烈呼吁国际妇女会议“给予中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以有效的支持”。
同时，邓颖超还把为会议准备的中国妇女的意见陆续寄给卡特尔夫人，并由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根据这些材料在会上作了发言，从而使中国妇女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独裁统治的声音最终回响在国际讲坛上。
△1951年12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民主妇联执委会会议，并在会上作“中国妇女坚决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发言
“不能说是周恩来同志一个人的故居”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
建国后，周公馆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设立的唯一公开办事机构，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195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把周公馆列为上海市市级保护单位。1981年6月5日，邓颖超在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童小鹏等陪同下，重返已被辟为纪念馆的周公馆。
参观结束后，针对当时纪念馆以“周公馆”命名一事，邓颖超指出：“纪念馆不要称周公馆，要改为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当年我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中共代表团这个名字不能拿出来，现在是我们人民的上海呀，共产党领导下的吆！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光辉的名字拿出来。”
1982年2月和8月，邓颖超又先后通过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力平和方铭转达了对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的意见。她首先一再强调“思南路不能说是周恩来同志一个人的故居，那是我们到南京后，在上海建的一个活动点。当时用别人的名义租不到房子，只能用周恩来同志的名义，所以人们叫周公馆，实际上除了我和恩来外，董老、罗迈、定一、承志等同志都住在那里，陈家康、乔冠华、龚澎住在三楼，来来往往许多人都住过的”。
△邓颖超与周恩来合影
根据邓颖超的意见，上海市委及时地把思南路上的周公馆更名为中共驻沪办事处纪念馆。
来源：红色之声（ID：hszs1921）综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联合时报、中国网、上海党史网等
编辑：章丛雨
审稿：程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