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雀台，建安文学的发祥地。雄才大略的曹操虽然没能实现一统天下的梦想，却无意中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新高峰——建安文学时代，铜雀台也因此成了中国文人心目中的“象牙之塔”，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都曾有一个朝圣一般的铜雀梦。

走近铜雀台

登上铜雀台的那天，天气出奇的晴朗，阳光把天空照得高远而透彻。往来三台无数次，但没有一次走近过铜雀台，都是站在金凤台上，远远地向北眺望它。

在村西与金凤台之间有一条小路，步行二百米就是铜雀台遗址。

铜雀台遗址

但是，多数人不知道，曹魏时期的铜雀台并非叫铜雀台，而叫“铜爵台”。金风台也并非叫金凤台，而叫“金虎台”。这是为何呢？据原临漳县文旅局副局长、邺城文保所第三任所长王福生介绍，曹操在建造三台时，是按照五行命名的，故而这三个台子分别为金虎台、铜爵台、冰井台。金虎台在邺城西边，西方为金，左青龙右白虎，所以叫金虎台。铜爵台的“爵”，源于古代置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当时建安十三年曹操身为丞相，十分忌讳别人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因此取“爵”字，彰显了自己的身份地位，铜又属火，所以叫做铜爵台。冰井台的“冰”属水。这三个台都是用土夯出来的，又是土星状，属土。台与台之间的连廊是木制的，所以属木。一个小小的三台，金木水火土都有了。到后赵时期，皇帝石虎说我是天王，得把名字改喽，于是除了冰井台名字未改，他把铜爵台改成了铜雀台，为避自己的名讳，又把金虎台改成了金凤台。现在流行叫铜雀台是因为唐代诗人杜牧写的那首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然而站在铜雀台遗址之上，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就是那个在那么多的古代典籍里、用最美好的词句描写过的铜雀台吗——一个高不足十米、方圆不足百米的土台子，上面杂草丛生，与西南高大的金凤台和东面那一幢幢农家新房比起来，它显得很是落寞，但最科学的考古发掘证明，这确实就是曾经风光无限的铜雀台！

铜雀台是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邺城考古队最先确定的定位性、地标性遗址。

当年曾亲身参加发掘考察全过程的原邺城文保所第二任所长张子欣讲，这里是邺城考古中费劲最大、耗时最长的一段。为尽可能深地探查，老技工使出了看家的本领，用5米长探杆，深探到8米。

邺城考古队队长徐光冀更是深知铜雀台的知名度之高。为准确定位，又专门请了北京的几位遥感测绘女专家，用一种电子仪器，在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3点时，向地下发射一种特殊的电磁波，连续几天测试了很多点，以做旁证。最后又经历史、地理、古建筑等方面的专家研讨，终于得以确认。因而，眼前的铜雀台即是古代的铜雀台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为什么当时最为高大的铜雀台，如今却不如金凤台高大了呢？专家们认为，是素来无行的漳河恰恰在金凤台前绕了个湾，而直奔铜雀台而去了！

古书中的铜雀台

修建铜雀台最初的意图显然是军事意义上的。

台式建筑是中国最古老的建筑样式，大约从原始人类起，人们就懂得了居高临下的优势，因而在走下山岗来到平原定居时，就开始筑起高而平的台基，在其上修建大型建筑。台式建筑盛行于春秋战国，完美于两汉，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铜雀台则达到了台式建筑的顶峰。

铜雀台初建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是以邺北城城墙为基础，显然是一处军事要塞。初建时台高十余丈，后赵石虎重修，又在其石上增建五层楼，整个高度去地达27丈。按汉制一尺合现在市尺七寸算，也高达63米。楼顶置一铜雀，高1丈5尺，舒翼欲飞。这大约也是唐长安朱雀门、日本京都朱雀门、朱雀路名字的出处。

建成后，曹操又引漳河水绕流台下，并于台之西修建铜雀园，这也就是建安诗文中大量出现的所谓“西园”所在，是曹操大摆“西园公宴”的场所。至此，铜雀台已形成了台、楼、水、榭齐全的园林大观，成为曹操在邺城的主要居所，无论是其建筑艺术还是整体规模都达到了我国古代台式建筑的顶峰。难怪乎曹植在《登台赋》中写到：“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曹丕也曾写道：“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严以承天”。可以想见当年铜雀台的壮观宏伟。

铜雀台的军事价值在于它控制了全城的战略制高点，这一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曹操任魏王后不久，一次正在铜雀台上会见臣僚文士，蓄谋已久的“严才之乱”突然爆发，曾是城防司令的叛将严才占领了邺城内许多要地，但制高点却还在曹操手里，严才率领叛军直攻铜雀台。正是由于铜雀台高大，曹操的亲军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又有曹操的亲自指挥，才有效地迟缓了叛军的进攻速度，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很快大司农郎中令王修率军赶来，迅速平息了叛乱。

但是铜雀台的名声绝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它的出名全在于与建安文学的关系。

建安文学在这里铸成

1991年初春，清明时节，铜雀台旁的桃花、梨花竞相开放，一批特殊的客人——来自河北、北京、上海、河南、山东、广西等省市的50多位历史、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专程来到这里，登台凭吊，怀古思幽。

原来这是参加全国第三次建安文学研讨会的代表们，会议第一天就是代表们梦寐以求的议程——到建安文学的发祥地参观。这次会议是由河北省社科联组织、邯郸社科联承办、在邯郸召开的。许多研究了一辈子建安文学的专家感慨地说，亲眼看看铜雀台、亲身体会一下先贤们的创作意境，是自己毕生的愿望，现在这个夙愿终于实现了。

当时会议的具体承办者、原邯郸市委党校副校长张书杰对这次会议依然记忆犹新，他说，建安文学是我国1000多年以来历史界、文学界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1991年的那次研讨会气氛十分热烈，会上交流了50多篇研究论文，都是该领域知名人士的上乘之作，专家们认为这是建国以来这一领域研究里的一次重要的成果检阅，也是一千多年来研究建安文学的人士第一次集体到建安文学的发源地来研讨建安文学，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会后，结集出版了研讨会成果专集《建安文学新论》。

在这里，建安文学与铜雀台有许多不解之缘。

一是建安文学的主体是居于铜雀台上下的“邺下文人集团”。建安文学是后人对东汉建安年间产生的、充溢着“悲凉慷慨”、“建功立业”的现实主义、进取精神的文学潮流的总称。邯郸著名历史专家刘心长先生认为这两种风格就是所谓“建安风骨”的基本精神。建安文学异军突起对后世中国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文学成果虽然是当时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现象，但成就最突出的毫无疑问是在邺城，也可以说是“邺下文人集团”成就了这一伟大文学时代，他们的作品占了建安文学的很大分量。“邺下文人集团”是指居住在邺城、以曹操父子为中心的一批有名的文人，这是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占据邺城后，在邺城形成的以曹操父子为中心的一百多人的作家群，他们除了人们熟知的“三曹、七子”外，还有甄后、邯郸淳、杨修等人。专家们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组织的文人团体，是最早的“文联”。当时的“文联主席”曹操和他的儿子、也是著名文人的曹丕、曹植居住在铜雀台，而其他人居住在邺城内的贵族区，拱卫在铜雀台周围。

二是建安文学作品创作方式很多是“公宴诗会”、登台游园赋诗和校猎赋诗等，往往是曹操出题目，大家来做的“命题作文”。公宴诗会大多是在铜雀台西的铜雀园举办，如许多标注为“西园公宴”的诗作即出于此；登台游园则是登铜雀台等独具建筑风格名台名苑。从诗作上注明的时间看，这类公宴、公游活动多在阳春、仲秋或丽日、清夜等，都是最能激发文人创作激情的时机，往往是大家登高望远，触景生情，一挥而就的。如著名的曹操的《龟虽寿》是在其决意南征孙权前的酒宴上创作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以宏大的场面再现了那场酒宴；王粲的《登楼赋》是其从荆州来归，登台远望之作；中国第一部文学评论专集、曹丕的《典论》，曹植的“洛神赋”、“七步诗”、西园诗等大量作品，毫无疑义也都是在铜雀台上完成的；《胡笳十八拍》则是流落匈奴多年的才女蔡文姬，被曹操以重金赎回后，在铜雀台上弹唱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的大量作品中都有铜雀台的身影或是直接吟颂铜雀台的。

三是邺下文人中有许多都长眠于邺地。成就了建安文学的邺下文人集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建安九年到建安二十五年，仅仅16年就风流云散。其中曹操是南征失败后病死的，遗令薄葬于邺城之西山冈上，以求能东望铜雀。曹植因与其兄曹丕争夺王位继承人失败，又似乎患上了叔嫂恋而不能自拔，终于抑郁而终，死后葬在邺城之东不远的东阿；其他人中杨修、丁仪等因追随曹植“站错了队”，丢了性命，王粲、陈琳、徐干等更多的人，则是死于蔓延于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瘟疫，身后大都葬于邺地。多种典籍中都记载了王粲去世后的故事：在为王粲举行的安葬仪式上，曹丕说：“仲宣（王粲的字）平日爱听驴叫，让我们再学一次驴叫，送他入土为安吧！”自己率先学起驴叫，随同曹丕前来吊唁的文人才子们，也跟着叫了起来。铜雀台下响起了一片怪诞的驴叫声，集体为魏晋文人的无行演绎了一段标准的活剧……至此，邺下才子“一页风云散”，但他们成就的建安文学却成了那个时代先进文化的代表，铜雀台则成了这一文化的符号和“商标”，流传千古，盛久不衰。

不老的铜雀台

铜雀台风光无限的那个时代远去了，近两千年的风雨沧桑使得如今的它只剩下一抔黄土，它垂垂老矣。但在历史的长河里、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里，它永远是那样鲜活、亮丽。在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的今天，它更成为现代人追寻的目标。

上世纪80年代末，它曾与一个机遇擦肩而过：筹拍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剧组曾来人到邯郸，谈到在三台旁搭建重要场景铜雀台的设想，但那时毕竟有许许多多的条件限制，而最终无成，改在了涿州和无锡。但这一动议却提醒了邯郸人，从此临漳县委、县政府一直把邺城遗址的保护、开发列入县域发展的重要日程，几十年如一日，久久为功。2005年底，在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论证、协作和支持，一份《邺城遗址规划图》终于出台了。这份规划，充满了一波三折的故事，饱含着文物工作者的辛劳！此后，邺城遗址的规划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了新的内涵。在此，我们呼吁全社会都要十分珍视自己的这份“家业”，按照规划一步步做好开发利用的工作，使其文物、旅游价值得到更大更好地发挥，造福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