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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杨贤江出生于余姚县云柯乡分港市后杨家（今慈溪市长河镇贤江村）一裁缝世家。虽然他家境穷困，但其父母都勤劳能干、品性善良。杨贤江深受父母影响，自幼便勤奋好学，于1912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该校是当时江南地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场所之一，校长经亨颐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李叔同、刘大白、陈望道、夏丐尊、胡冕等知识渊博的大师也都曾在此任教。校园内严谨的治学氛围与师生们强烈的爱国情怀，都在潜移默化间给予杨贤江以重要熏陶，在他的心灵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1917年秋，经校方推荐，杨贤江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学监处事务员，并兼修学业。在校期间，他不仅支持学生的正当要求，反映学生群体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还与他们共同探讨学术、研究学问，帮助他们在多元的社会思潮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1921年，杨贤江任《学生杂志》编辑，与沈雁冰一同进行大胆的创新，使刊物的面貌焕然一新。自此《学生杂志》深受青年们的欢迎，后成为宣传革命道理、团结教育青年的新兴阵地。他在日常工作之余还经常为刊物撰写社评，用深入人心的笔触揭露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抨击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以犀利的语言针砭时弊。杨贤江在《学生杂志》就职六年间，共编辑发表社评、文章和译文230篇、通讯100多则、答问1650条。许多青年学生把《学生杂志》看成是“指导青年走向光明道路的航灯”，而他也成为了引航心灵的摆渡人。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达成这一目的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参加革命，以青春之我、青春之华为改造社会而奋斗。他善于从青年切身关心的问题入手，结合生活案例具体分析，循循善诱，使青年认识到根本出路之所在，从而引导无数青年自此走向革命。
投身大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杨贤江就已经参与到革命斗争中。在思想引领层面，他除了主编《学生杂志》之外，还曾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等刊物，发挥自己的光和热。1923年秋，杨贤江开始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同时以《学生杂志》为掩护，主持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秘密通讯及相关联络工作。1924年，杨贤江当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国共合作后转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他充分利用这一职务，与恽代英共同指导推动了上海地区的学生运动与青年活动。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杨贤江曾三次参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革命经验。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沈雁冰、杨贤江、陈云等人组织上海大学学生纠察队，配合商务印书馆工人武装，助力攻占了天通庵车站。起义胜利后，杨贤江代表上海市党部参加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的筹建工作，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从未止步。
1927年，由于“四·一二”事变和“清共”大屠杀，杨贤江转入了地下开展活动。至年底国内形势仍在不断恶化，他不得不前往日本暂时避难。在日期间，他除了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同期还从事社会科学及教育科学的研究工作，翻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编著《教育史ABC》，可谓是笔耕不辍。1929年回到上海后，杨贤江一面与潘汉年、李一氓、朱镜我等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一方面仍未暂停教育科学方面的研究。在这期间，杨贤江最主要的教育专著便是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不朽作品——《新教育大纲》。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教育原理的专著，为文化战线“反围剿”作出重要贡献。
虽然杨贤江早早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革命精神和教育思想依旧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他所走过的光辉道路，是革命知识分子叩问教育之门、探求救国真理的必经之路；他所展现的革命精神，至今仍激励着人们为共产主义、为社会建设而奋斗；他所倡导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存有深远的借鉴意义。革命的火种生生不息，人民不会忘记同杨贤江一样的先行者，历史也将永远铭记这位于漫漫黑夜中引航的摆渡人。
杨贤江在《青年的立志》中曾言：“个人的立志，须确切的适合于其人实际生活上发展的要求，当随前进的环境和时代而变迁。”这也正是先生一生的写照。先生最初走上教育之路并非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而是为了基本的谋生。但在其从事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要想“应世界之潮流，挽多年之狂”，必须通过教育救国。在他看来，教育对人的改造是思想上的改造，“而人的思想，是足以支配其政治以及经济活动的”。在经历了五四运动的冲击与肇庆之乱后，先生更是将“教育救国”这一思想在具体的实践之中不断完善。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教育问题，撰写《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纲》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