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出土一块金印，印底刻有五个大字，日本人翻译后：汉委奴国王
1784年，家住日本九州福冈县筑前糖屋郡志贺岛的农夫甚卫兵下，在该岛西南海岸的一块大石下偶然发现了一枚蛇纽金印。
这枚金印长宽各2.3公分，厚0.8公分，印台上附着蛇形的印钮，印的正面用隶书刻了5个方块字。
甚卫兵下虽然不识字，但也感觉这个东西可能非比寻常，于是把这枚金印上缴给了官府。后经官府组织人辨认，认出了这五个方块字乃是中国的隶书——“汉委奴国王”。
一、
日本是个没有多少历史的国家。虽然日本岛上很早就有人类生活，但日本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并不久远。
因为一直以来，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孤悬海外，和周边国家的交集很少，再加上在古代他们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所以日本上古时期的历史就是一本糊涂账。
日本民族是由东北亚游牧民族、古代中原人、长江下游的吴越人，以及少量的马来人迁移到日本后，不断混合形成的一个民族。
大约在公元前12000年，日本开始进入了母系氏族公社阶段的“绳文时代”。这个时代因日本人学会了制作使用绳文式陶器而得名。
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的稻作农耕技术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日本这才进入了农耕社会的弥生时代。日本也从原始社会逐步向阶级社会过渡，阶级开始出现。
进入弥生时代后，日本与中国的交往逐渐频繁，并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
陶器、铁器、青铜器开始在日本普及，日本人学会了种植水稻，养蚕织丝，也学会了商品交易，爱知县朝日逐渐形成为弥生时代日本最大的交易中心。
到了中国的两汉时期，日本的各个部落之间逐渐缔结同盟，组成了许多小王国。在汉王朝的扶持下，伊都国与奴国成为最大的两个王国。
就在这一阶段，日本的文字也开始逐渐产生。
日本语言和文字的产生，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传说西汉时期，发一些日本人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偷偷上岸，潜入住户，于暗处窥视当地人们的生活起居，骚扰当地居民，所以被当地人称做“倭寇”。
不过他们在骚扰汉人的同时，也在暗处模仿当地人的口型，慢慢的学会了一些中国日常生活用品的发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称谓，互相打招呼等日常用语。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人才知道世上还有“字”这种东西，于是便跟着中国人学，再渐渐地把这种学来的“字”传入日本。
正因为古代日本没有文字，所以他们的历史无法用文字记录下来，只能靠一些传说口口相传到如今。
而这次这枚“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发现，在当时的日本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日本政府不但在金印出土地刻立了一块写有“汉倭奴国王金印发现之处”的石碑，还将这枚金印定为"国宝"。
二、
即使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枚金印仍然是日本拿得出手的为数不多的“古董”之一。
在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日本福冈市政府特意在1984年复制了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专程送给位于中国西安的陕西省博物馆，并自信地对陕西省博物馆说：“即使是枚复制品，也完全能和陕西省博物馆里面的收藏相媲美。
也难怪日本人会对这枚如此重视，因为在中国的史书上，能够找到这枚金印的来历记载。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春正月，“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使者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帝赐其印绶。”这份记载上的“印绶”，就是这枚"汉委奴国王"金印。
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经过考证认为，日本是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在中国的影响下进入农业和金属器时代的。而做为一个国家，日本国形成于公元3世纪。
在此之前，日本的那些分散的小国争着向中国朝贡奴隶，换来了铁制农具、绸缎、剑和玉等物品，同时这些小国的统治者被汉王朝赏赐国王称号。
这些称号中，就包括东汉光武帝钦封的“委奴国王”。
至于为什么要在委奴国王的名头前加上一个“汉”字，井上清的考证结果是：当时光武帝刘秀视倭奴国为四夷藩属之一，所以在颁赐印绶时，在"委奴国王"前加一"汉"字，以表明这种藩属关系。
日本另一位史学家冈崎敬教授认为，这枚金印上应该还有一个“印”字，因为当时东汉政府赐予其他附庸国的印上一般都会有这个“印”字，只是这一枚赐给日本的金印上，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省略掉了。
不过这种省略的情况并不只有这一例，比如在日本还曾出土过一枚汉代的蛇形印纽金印，上面的印文也同样省略掉了一个“印”字。
现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汉代以前，“倭”这个字并无贬意。“倭”在《诗经》里就已经出现，当时还有人以“倭”为名，如鲁宣公的名字就是“倭”。
在中文里，“俜停倭妥”中的“倭妥”，也是一个代表“美好”意思的词语。
当时的日本国民，对汉朝称自己为倭奴国，似乎也没有多大的意见。或者说即使有意见，也因为当时日本没有文字，而没有记载下来。
也有学者认为，“倭”字在日语中读作“WA”，和他们自称的大和民族的“和”发音相似。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才让汉朝人搞糊涂了，把“和”字和“倭”字弄混淆了。
从历史上来说，两汉时期，随着东北亚封贡体制的创立与发展，其下成员也在不断增加，到东汉时已基本囊括了当时东北亚地区较为发达的民族与政权。
东北亚这种封贡体制在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多年，其地域范围包括了中国东北地区、东蒙古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三、
东亚封贡体制形成于秦汉时期。当时的中国人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将“天朝上国”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向其他东亚国家进行展示和示范，并以此建立一个由中原王朝主导的国际秩序。
秦朝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确立了郡县二级地方行政建制。 对于郡县以外的地区，仍然因袭先秦时期诸侯国与四夷的政治关系。
汉朝建立后，开始经营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并将“君临天下”的政治理念由边疆延伸到邻近国家，在东北亚地区初步建立起以汉朝为中心、具有鲜明等级制特点的东北亚封贡体制。
汉武帝时，中国国力强盛，于是对纳入封贡体制下的藩王、四夷首领赐以印绶，以确认其外臣地位。
元封二年，西南滇国成为西汉的藩属国后，汉武帝“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枚滇王印，在1957年的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中出土，证明了《史记》中有关记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两汉时期，东北亚封贡体制的成员不断增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上的高句丽国、沃沮、不耐澎、鲜卑、倭国，都相继被纳入这个封贡体系之中。
公元前 108年，汉武帝灭朝鲜，"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 26年后，汉昭帝对这一地区的建置又做了调整，将乐浪郡东部都尉所辖的土著部族，也纳入东北亚封贡体制之中。
西汉末年，高句丽国和日本便已被纳入东北亚封贡体制之内。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称"高句骊王"。到了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
来自日本列岛的倭奴国又向东汉政府朝贺，“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这些记载说明，在两汉时期，日本一直都是纳入中原王朝东北亚封贡体制之内的一个普通的藩属国。
在加入了东北亚封贡体制之内后，来自日本的“奴国”便迫不及待地遣使赶赴洛阳，接受东汉王朝的册封。
来自日本列岛的“奴国”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从奴国的角度来看，一旦通过汉廷的册封，其王权的合法性便算是得到了东汉王朝的承认，可以强化自己在众多酋邦小国中的地位。
其实当时日本列岛上除了“奴国”之外，还有其他很多小国也曾向汉帝国遣使朝贡，但只有“奴国”得到了汉帝国的承认，并记入了官方的编年史册之中。
“奴国”主动向东汉纳贡，也让他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据《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在当时的日本北九州地区各个小国中，“奴国”的实力是最雄厚的，远远领先其他小国。
这也从侧面证明，这枚“汉委奴国王”印是见证东亚世界的确立和日本古代国家的建立过程的产物。
刘秀去世之后，“奴国”同东汉的这种朝贡关系仍然得到了延续。汉安帝时，奴国国王还曾遣使来朝，并献上“生口”。
公元188年，日本列岛上发生了内乱，各国征战不休。一个来自九州岛东北部的邪马台国渐渐强大了起来。
它们派遣使者，出使新罗和中原，与割据辽东的汉末军阀公孙康有过交流。
公元204年，公孙康还曾派公孙模领兵帮助邪马台国攻打过其他小国，这支军队中的一部分士兵就此留在了日本，成了今天日本赤染氏、常世氏的祖先。
到了公元3世纪前半期，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统治了日本，并逐渐强盛起来，邪马台国也就此成为日本国家的起源。
直到今天，日本的读音「yamato」和邪马台国「yamataikoku」仍然极其相似。
四、
到了近代，一些日本人认为“汉委奴国王”金印带有屈辱的意思，所以一些日本学者就称这枚印章上的“委”是“委任”的意思，只能说明汉朝委任了“奴国”的国王，而不是说日本在当时就叫“倭奴国”。
还有一些日本人则干脆跳出来说，“这块金印是假的！”
说金印是假的的日本人，以三浦佑之和铃木勉为代表。这两人是日本研究古代文学和金工技术史的著名学者。他们就认为，这枚金印是江户时代伪造的东西。
但是这两位所谓的“学者”的观念，没有得到任何证据的支持。相反，日本研究“弥生时代‘的著名学者石川日出志，却通过反复考证，得出了金印不可能为江户时代赝品的结论。
石川日出志从“汉委奴国王”金印的金属构成、印文的字形、蛇钮的型式三个方面进行了考证。他经过X 射线分析发现，这枚金印的金 : 银比例为95.1:4.5。
资料显示，汉代之前，只有中国能够制造出含金量高达92~98.5 %的高品位的金制品，而即使是在汉代之后的日本古坟时代，日本人也没有掌握制造如此高品位的金制品的技术。
日本的“国宝”级文物——奈良县东大寺山古坟中出土的错金铭文铁刀，以及藤之木古坟镀金铜履等金制品的金含量，都只有在70~90%，与中国两汉时期金质器物相比，金含量要低上不少。
日本江户时代的金制品，以“大判”和“小判”金币为代表。其中前期小判的金含量约为 85%，但在元文之后，小判的金含量只有 56~65%。
“汉委奴国王”金印金含量达95.1 %，即使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将小判金熔解后重新铸造，要达到如此高的纯度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可以肯定，这枚金印是东汉政府赐给当时来自日本的“倭奴国王”的。
似乎是要验证石川日出志的说法一样，1981年2月24日，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甘泉乡出土了一方汉代诸侯王金印——"广陵王玺"。此印系纯金铸成，上置龟钮，印面阴刻着"广陵王玺"四字篆文，字体端庄凝重，刀法道劲老练。
这方金印的主人，是东汉初年的广陵王刘荆。据《后汉书》记载，刘荆是光武帝刘秀之子，被封为广陵王。
“广陵王印”一出土，便受到了日本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它的发现，解决了日本关于"汉委奴国王"金印真伪问题的悬案，证明了"汉委奴国王"金印确如《后汉书-东夷传》记录的那样，是光武帝刘秀亲自赐给日本的“委奴国王”的真品，是中日两国最早开始交往的实物证据。
“广陵王印”和"汉委奴王印"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汉委奴国王"印长宽分别2.341和2.353厘米，台高0.906厘米;"广王玺"长宽分别为2.372和2.375厘米，台0.945厘米，两枚印章都合乎汉制边长1寸，台4分的标准。
两颗金印的钮上都有大小和特征均相同的鱼子纹，都是用"药研雕"的方法雕刻而成的。
这种雕法是用极其锋利的薄刃钢刀，沿长笔划的边缘以双刀斜入，而后用不足半分的平头小刀在笔划两端錾平，再剔清笔划，使每道笔划的横切面呈V字形，每一笔划都是方笔起方笔落，这和一般汉印印文每一笔划的两端多呈钝圆形有很大的区别。
根据记载，"汉委奴国王"印和"广陵王玺"面世的时间很是接近，前后只相差一年。许多中日学者怀疑：这两颗金印有可能是出自同一工匠之手。
五、
“倭奴”这个国名，让一些日本人感到了深深的自卑。为此，他们曾多次请求中原王朝为他们更改国名。
《新唐书》和《唐会要》等史书记载：“咸享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据此可以确定，"日本"国号出现的时间为咸亨元年，也就是公元670年，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咸享”是唐高宗的年号，但当时唐帝国的实际掌舵人，是尚未称帝的武则天。于是“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满足了日本人的请求。
倭国改名日本，是因为在唐朝，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日益频繁，日本很多人到唐朝留学后，"稍习夏音"，感觉这个“倭”字不太雅观，所以才"恶倭名更号日本"。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日本想改国名还要大唐皇帝的批准，可见当时的大唐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极有权威的。
其实很早以前，日本人一直没有因为“倭国”这个国号而感到羞耻。
秦汉时期，中国人视外族为禽兽，许多小国的国名都被中国人用“兽”或“虫”修饰，惟独称日本为“倭”，带个“人”字旁，和那些国家相比，日本人还是十分高兴，认为这是中原王朝把他们当“人”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人不用感到丢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