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巴丹死亡行军:10万战俘被迫行走120公里,途中15000人被虐杀
“整支队伍蔓延数英里,我在途中无意中发现了一具看起来很眼熟、穿着黄色及膝短裤的尸体,正是曾与我们并肩作战的菲律宾民兵……他没有穿上衣,胸口附近有一块拳头大小的肿囊,液体从那里流了出来。在那一片焦黑的脸上,可以隐约看见白色的牙齿,伸展开来的双手手指头紧紧地往内侧握紧,指甲深陷进去。”
这正是美国士兵扎克·斯特芬笔下的巴丹死亡行军之路。
他所回忆的这位菲律宾民兵还是个孩子,却依旧难逃劫运。
亲人甚至来不及好好跟他告别,甚至连尸体都没法处置,就只能转身离去。
陌生人都无不为之动容,更何况还是曾朝夕相处的战友呢?
扎克·斯特芬将巴丹死亡行军的残酷性被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在1942年4月投降的10万美菲盟军,在死亡行军途中约有1.5万名战俘死于日军的虐杀或者疾病和饥饿。
世人闻之莫不哀叹:成为日军俘虏就是军人最可怕的噩梦。
那么,巴顿死亡行军究竟是“死亡”在何处?日军究竟有多么残忍呢?
(巴顿死亡行军)
一、癫狂的日军:不屑一顾的行军计划
1942年初,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率领从菲律宾吕宋岛撤出近8万美菲联军以及2.6万菲律宾难民退守在巴丹岛上布置防线,以做长期与日军抵抗的打算。
当年4月3日,日本南方军向巴丹半岛发动进攻,此时的美军司令官已经换成了温莱特将军。
坚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民由于饥饿、疾病、援兵不足等因素,接二连三地倒下。
当年的亲历者汉密尔顿回忆说:
“我们的粮食完全断绝了,只好把第26骑兵部的战马全部吃掉。”
面对日军再次猛烈地进攻,美菲盟军自身力量根本无法抵抗,且无援军的支持和补给。
激战六天之后,巴丹半岛的美菲部队司令官小爱德华·金少将未经温莱特将军的同意,率领巴丹岛上约75000名美菲盟军投降了。
(温莱特)
随后,温莱特为了避免更惨重的伤亡,通过马尼拉电台向美菲盟军发布投降命令。
在巴丹半岛投降之后,日军本间雅晴将军命令参谋人员准备一份清理半岛的计划。
但此时,菲律宾之战还没有结束,科雷吉多岛也尚未完成夺取。
日军想要夺取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势必要先夺取科雷吉多岛,那么巴丹半岛就成为了此次进攻的进出口,所以日军不得不将上万的战俘撤出半岛,以便其作为进攻马尼拉的基地。
为了不耽误战机,日本将“方便”二字贯穿撤离计划的始终。
本间雅晴计划将巴丹半岛上投降的战俘变成小组,沿着巴丹半岛的主要动脉线路前进,然后向北走到半岛顶部66英里的圣费尔南多中转站;
沿途日军补给部队要设立食物和救助站,提供运输伤病员的卡车;
在圣费尔南多,战俘将被送上火车运到打拉省,然后在卡帕斯火车站下车,到达最终目的地奥德内尔临时战俘营。
(本间雅晴)
然而这些计划并没有具体实施,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为战俘数量的激增。日军完全没有想到投降的战俘数量会比估计多出一倍之多,如此撤离会非常不方便。
日军的撤离计划定在4月20日,预估战俘数量不会超过5万名。
但在美军投降数小时后,日军才发现他们的情报严重出错——当时半岛上目之所及的地方都是战俘。
根据战斗报告表明,投降的菲律宾平民以及美菲联军总数达到10.5万名——这完全超出了日军的能管理范围!
其次,日军想当然地认为投降的这些美菲战俘都是身体强健,并且可以在没有食物的和水的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强制行军。
日军计划让这些美菲战俘徒步穿行菲律宾这个热带地区的106公里路程。
这一点完全暴露了日军根本就不想好好对待战俘的恶劣心态。
现实情况是美菲盟军已经长期饥饿,而且各种疾病缠身,例如坏血病、脚气病、疟疾等。这些疾病让本就虚弱的盟军战俘更加羸弱。
盟军战俘在烈日炙烤下行军,既没有水,也没有食物。
更能体现日军草菅人命之心态的,在于日军认为他们的计划是完美的,但其中一应细节均无考虑。
比如,日军没有安排负责统领撤退战俘全计划的专门部门或机构和负责人,往往是一段路程之后就更换一名日军负责人。
甚至有的日军基层部队并不知情,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
以至于在巴丹行军中,多次出现口令不统一,统治混乱,而遭殃的就是这些手无寸铁的,有疾病缠身的盟军战俘们。
同时,语言不通的问题非常严重。
领土狭隘性,让日本人认为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够听懂日语,为此日军并没有特意安排固定的翻译来转述管理战俘的日军的命令。
所以当战俘听不懂日军的命令或者反应迟钝的时候,日军就会疯狂地毒打战俘。
(密密麻麻的美军战俘)
就这样,美军仅剩的一点求生权利也丧失殆尽,他们面对的将是死无葬身之地的凄惨命运。
美军的伤兵们则是被日军视若无物,因为带着他们上路只会拖慢行程。
日军向躺在烈日下的美军伤兵投掷燃烧弹,现场顷刻间化作一片火海。
还没有立刻失去生命体征的美国士兵挣扎着、像拖布似的站着,脂肪一滴滴的往下滴。
微微颤抖一下,就相互倾诉“好痛啊,好痛啊”,被迫围观的美军开始抽抽嗒嗒地哭泣。
此时在死亡边缘游离的重度灼伤者已经难以承受如此痛苦的肉体摧毁,死亡反而变成了最好的解脱。
当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巴丹战俘便是踏上了死亡行军之路。
二、巴丹战俘:无尽的劳累与孱弱的躯体
战俘每天的行军安排是:从早上6点30开始,一直走到晚上8点,有时甚至是9点。但是大多是不停息的,只有日本看守换班的间隙才可以偷偷休息。
(巴丹死亡行军)
而且行军的路况也是相当的糟糕,路面约有6米宽,路基是碎石头,表面是细沙。
然而经过四个月的战事,整个路面更是无法行走,只剩大块的砾石、坑沟,在这种路面上行走几分钟都是痛苦不堪的。
根据1927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第三部第一篇第七条规定:
“战俘步行撤退在正常情况下每天不得超过20公里”。
但是,巴丹半岛上的盟军战俘已经是在或病或饥饿的非正常情况下,日军依然要求战俘一天行走32公里,甚至是一天走24公里到32公里或者更多。
出于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在全部战俘都要服从徒步行军的命令的情况下,只有少之又少的美军军官战俘是坐汽车到达他们的第一个战俘营。其他战俘全部都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走完这106公里路。
除了无尽的劳累之外,无力的饥饿感也充斥在行军途中。
日本占领巴丹半岛后,菲律宾的局势和秩序还没有恢复,美国士兵在撤退和投降之前,日军按照他们的“焦土”战术,摧毁交通设施,烧掉食物和医疗用品。
(巴丹死亡行军)
但后来日本军发现很难补充盟军的给养和医疗用品,在这种情况下,盟军战俘不可避免地遭受粮食短缺和医疗照顾不足的痛苦。
巴丹半岛上战俘在投降之前就应经是饥饿和疾病缠身的状态了,现在情况只是更加严重了。
1942年1月底,在巴丹前线的美国士兵由于营养不良而患病的情况如下:
首先,野战炮兵由于维生素缺乏症,一定数量的士兵出现了瘫痪和腿部浮肿的症状。他们的眼睛和眼睑肿了起来。
士兵们开始贪婪地吃各种野生植物,有些人误吃了有毒的植物。
据估计,他们每天的口粮不足1500卡,干重活的士兵逐渐失去了活力。
其次,是第二野战炮兵团的许多人脸色苍白憔悴,患脚气病,且由于营养不良,他们的腿肿了起来。
再次,在飞行军团中的士兵中,有些人的腿肿了,牙龈出血,体重普遍下降,三分之二的士兵因营养不良而生病。
(投降的美军)
同年三月底,有些人吃了巴丹岛当地特产的一种螺母,吃了一个的人会晕眩,而吃了二个的人会腹泻。
即使他们意识到危险,他们也没有停止食用;最后在野战医院里因患疟疾或面色苍白憔悴而入院的士兵,由于缺乏适当的营养,许多士兵的大腿下部肿大。
据此事实证明,美军的健康状况已经达到危险的状态。
由于营养不良和卫生条件的不健全,脚气病和疟疾的患病率更高,更糟糕的是上文也提到过的日军的“焦土政策”,让本就缺乏营养的盟军战俘的粮食供应更加不足,对他们的医疗救治也难上加难。
在1942年2月底,盟军当中有大部分战俘感染疟疾,之后部队开始大面积蔓延。到了3月初,每天平均新增300例,之后增至500例,情况越来越严重。
饥饿、营养不良已经是美菲盟军战俘中的常态,在巴丹坚守战斗过程中,美菲部队6周以来,每人每天的摄入卡路里的量是不到2000卡路里,食物也只有大约680克。
如此,巴丹半岛上的盟军战俘在生理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有很多战俘在途中已经死亡。
例如行军中,一名美国战俘被迫赤脚从巴丹走到圣费尔南多,期间战俘不断遭受缺乏饮用水的痛苦,而日军从未提供给战俘水源。
(巴丹死亡行军)
就算在行进途中路过水源,日军也不允许战俘们喝。
当战俘们饥渴难耐,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就算是路边上的臭水沟,战俘们也会拼死去喝,然而喝臭水沟的水日军也不会放过他们,战俘会被日军用刺刀当场刺死,其中一名受害者是陆军中校威廉·戴斯。
如果侥幸日军没有看到,那么结局大部分也会是感染疟疾而死。
沃克·齐默曼曾回忆那段凄苦的行军之路道:
“路的左右两边都是死尸。尸体的头都是朝着河流的方向或是仰着或是伏着。眼睛和嘴巴都已经肿变形,四肢也是种到不能再肿的程度,就像是又丑又大的橡胶人偶一样。”
“到处都是累累尸骨。都是朝着水源地的方向。在岸边,大概距离水流两三应英尺的地方,伸着的手做出挣扎状就那样死了。”
即使已经奄奄一息、命悬一线,战俘仍然不断地前赴后继般向着能够给予他们最后一线生机的河流努力爬行,生命变得可怜而又可悲。
(巴丹死亡行军)
强烈的求生欲望和残酷的被摧残现状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既让人们感受到生命如玻璃般脆弱地不堪一击,也印刻着日军的残酷。
这种随意屠杀战俘的恶劣行径,在后来的东京审判中,日方竟然辩解称他们对国际条约中战俘的待遇条例完全不知,也没有接到上层任何关于如何对待战俘的公文或者是条例。
而日军的暴行远不止于此,他们自称“并不知道在巴丹半岛的死亡行军中种种恶行”,实际上却是犯了无尽的恶!
三、噩梦不止:虐俘乱象与凄苦的集中营生活
1942年4月,从巴丹到圣费尔南多的战俘被日军残酷对待。
例如,狱警用棍棒殴打试图取水的战俘,一名战俘因帮助一名被日军卡车撞倒的囚犯而被棍棒击中头部;
一名上校指着路边的一罐三文鱼,向战俘们要吃的时候,被一名日本军官的棍棒击中了头部;
另一名战俘发现一名同情他的菲律宾人开着一辆大车,试图给无法行走的战俘提供交通工具时而遭到日军的马鞭抽打;
在卢巴奥,一名菲律宾战俘被日军残忍毒打,然后被挖出内脏,挂在铁丝网上;
一名美国中校被杀死,而当时他正在一条小溪边喝水……
(巴丹死亡行军)
然而,日本人的屠刀同样落到了更弱者身上——普通的菲律宾百姓同样是他们取乐的目标。
生离死别在死亡行军途中变成了随时会发生的事情,尸体就像是一文不值的垃圾一样,被日本兵随意拖走、埋葬。
随着肉体的死亡,人的存在被彻底抹杀。
(巴丹死亡行军)
死亡成为一串串抽象的数字,但每个数字背后对应的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对于幸存下来的战俘而言,死亡之神步步紧逼,挥之不去的不安感也把他们逼到绝境。
“活着”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新的人间炼狱,其精神被摧毁至绝望的境地。
每天黎明,行军队伍中都有东一具西一具地横着的死尸。
活着的战俘们在这样的灾难中,对自己的流离失所只是漠然以对。
人们相视无言,脸上浮现出一种无所希冀的神情。
这种呆滞、无所希冀的神情恰恰是对战争倍感疲倦、麻木至极的表现,极度的悲哀让美国士兵们如灵魂出窍一般漫无目的地游走,只剩一具空壳等待命运的宣判。
一名受伤的美国士兵举步维艰地踉踉跄跄地往前进,突然、负气似地喃喃自语道:还不如死了算了!很多美国士兵都黯然地点了点头,但没有说话。
求生是人的本能,但幸存者们却感觉生无可恋、生不如死。“还不如死了算了”,不正是精神被摧毁的绝望哀呼吗?
(巴丹死亡行军)
在日军残忍的驱赶下,第一批美菲战俘于1942年4月13日到达圣费尔南多,其余战俘在两周后陆续到达。
此处是日军将战俘转移到战俘营的一个中转站,日军将每节车厢塞进80到100名战俘,又经过5小时的颠簸,战俘们到达了最终目的地,即奥德内尔战俘营附近的卡帕斯火车站。
下车之后又走了大约13公里,奥德内尔战俘营出现在战俘们的眼前。
在此次巴丹行军中,10万多名美菲盟军战俘,除了没有食物补给,另遭受疟疾、痢疾等疾病的肆意传染,以及日军的戏谑、刺杀、活埋等各种各样的暴行,最终约有5000名菲律宾战俘和7000名美国战俘死于日军的虐杀或者疾病和饥饿。
然而,恶劣的集中营生活甚至比死亡行军还要糟糕——2200名美国人和2万多名菲律宾人在被拘留的最初一个月内死亡。
毫无疑问,如果日本当局为这些囚犯提供最低限度的医疗照顾,这些死亡中的许多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那里所谓的医院完全不能应付这种情况。
(巴丹死亡行军)
战俘们一丝不挂地躺在地上,没有人注意他们,他们也病得无法离开自己的排泄物。
医院人满为患,战俘们在烈日下躺在室外的地上。营地里的美国医生没有药物,甚至没有水清洗病人的排泄物。
凄苦的境遇一直伴随着这队美军战俘,一直到1944年,日军为欺瞒世界舆论,进行所谓的“战俘释放”后,这些战俘才重见天日。
结语:
幸存下来的美国大兵布鲁克斯·列侬曾回忆那段死亡行军之路:
“在这一片闪闪发亮、横布烈日下的虚幻荒野中……有皮开肉绽的浮肿尸体分布在各个角落。这无异是借由精巧缜密的方法所完成的新地狱。行军之路已变成了尸体收容所。路上依旧是到处冒着烟,空气中充满了尸臭。”
(巴丹死亡行军的报道)
放眼望去到处是僵直的尸体,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布鲁克斯·列侬能够想起的词汇中唯有“地狱”, 这也是所有幸存者回忆此情此景的使用频度很高的词汇。
布鲁克斯·列侬把尸体的表情比喻成流水线上机械性的产物,人的存在和尊严遭到抹杀。
“怪异的韵律感”以及“空气中弥漫的尸臭”,调动了听觉、视觉、嗅觉等感觉器官,眼前惨不忍睹的情景足以引起大众感官上的共鸣,产生强烈的不适感,尽显日军之残忍。
毫不夸张地说,美军的精神在死亡行军的途中似乎渐渐粉碎了,无论是高高在上的美军军官还是遭受人间地狱之灾的普通士兵,所有的希望变成了虚无。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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