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江南运河的开凿与变迁
江南运河开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当时以现在的苏州为政治中心的吴国是春秋末期的强国之一。吴王夫差为了北伐齐国，和晋国争霸中原，便在公元前486年(鲁哀公九年)，在利用江、淮之间水道的基础上，开凿了一条运道邗沟。这是最早沟通长江与淮河的一条人工渠道。众所周知，介于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太湖平原，是长江三角洲的主体部分，也是今天上海经济区的主体部分。春秋时期的太湖平原，分布着远比今天众多的自然河流和湖泊，古时称这里为“三江五湖”之区。《禹贡》日：“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周礼·职方氏》：“扬州薮曰具区，川曰三江。”《国语》子胥曰：“三江环之，民无所移。”范蠡曰：“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越绝书》曰：“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史记·正义》曰：“三江者，苏州东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泽江；一江东南上七十里至白岘湖，名曰上江，亦曰东江；一江东北下三百余里人海，亦曰娄江，于其分处号曰三江口。”就是指这里分布着以松江、娄江、东江以及太湖为代表的众多河流和湖泊。丰富的自然水系的存在，为水上交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史记·河渠书》载：“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如把文中的“渠”视为运河，可见至少到春秋之时，在太湖平原的三江五湖之间，已经出现了互相沟通的人工渠道。又根据《越绝书·吴地传》的记载：“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扬湖；出渔浦，人大江，奏广陵。”当时吴国的都城在苏州，平门即苏州的北门；巢湖即漕湖；梅亭在今无锡；扬湖可能就是阳湖，在今无锡、常州之间，紧临江南运河；渔浦即今江阴西利港；广陵在今扬州市西北蜀岗上。据此，这条渠道应自今苏州西北行，穿过漕湖，逆太伯渎与今江南运河而上，再经阳湖北入古芙蓉湖，然后由利港入于长江，以达扬州。循理而言，这条运道的开凿理应早于邗沟的开凿。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等国会盟黄池(今河南封丘)，船队可能就由这条运道由苏州到达邗城，然后再经邗沟北上。
当时，太湖地区的南部为越国属地，越国都城在今浙江绍兴。吴、越之间，在利用自然水道的基础上，亦已开有渠道以相沟通。《越绝书·吴地传》载：“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百尺渎，又名百尺浦，这条古运河是从苏州向南，通过吴江、平望、嘉兴、崇德，南下直达钱塘江边，以转运越国的粮食。公元前496年，吴伐越，战于槜李，吴师败绩，阖闾负伤而卒。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而欲兴师伐越，越王勾践先发制人，率先兴师伐吴，夫差败越兵于夫椒，又乘胜攻入越都，勾践以余兵5000人保栖于会稽山。榜李位于嘉兴县南江南运河畔，夫椒位于苏州太湖中。吴越之间进行的这两次战争，显然都利用了两国之间已有的运道。过了十几年，即到公元前482年，越王勾践又乘吴王夫差北上争霸，吴国内部军力空虚之机，举兵攻吴。他一方面命大夫范蠡、后庸率师循海而逆入于淮，以绝吴王夫差归路；另一方面，他亲率中军由海道溯松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①。越灭吴后，为了加强对吴地的控制，便在苏州南开凿了“通江陵道”。陵道就是陆道，在太湖水乡，它也是挖土筑堤同时形成的河港，所以《越绝书·吴地传》以“凿”书之。这条通江陵道，实际上就是苏州至吴淞江间运河的前身。
公元前334年，楚取越国浙西之地，春申君黄歇“城吴故墟，大内北渎，四纵五横”，在无锡湖郡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屯垦，并在惠山开凿“西龙尾陵道”，对今江南运河苏州至无锡间的运道加以整治。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为了加强对东南地区政治、经济的控制，于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开凿丹徒曲阿。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润州丹徒县：“初，秦以其地有王气，始皇遣赭衣三千人凿破长陇，故名丹徒。”又丹阳县：“本旧云阳县地，秦时望气者云有王气，故凿之以败其势，截之直道使之阿曲，故曰曲阿。”《江南通志·金陵志》也载：“始皇三十六年，东游至金陵，断山疏淮，由江东丹徒，往会稽。丹徒故城在京岘山下，今其地名丹徒镇。”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正义》引《括地志》云，丹阳郡，故在润州江宁县东南五里，秦并天下，以为鄣郡也)，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可见秦始皇三十七年南巡，由云梦顺江而下至丹阳，然后再东行至浙江境。《江南通志》把其事载于三十六年，实误。丹徒在《禹贡》中属扬州之域，春秋时属吴，为朱方，吴亡属越，越亡属楚，更名谷阳。秦始皇三十七年令赭衣徒凿丹徒后，始改名丹徒，属会稽郡。根据《太平御览》引《京口记》的记载，秦始皇在丹徒进行开凿的地方为京岘山下东南之龙目湖，“始皇东游，观地势云，此有天子气，使赭衣徒凿湖中长冈使断，因改为丹徒，令水北注江也。”《读史方舆纪要》也记此事云：京岘山“城东五里，一名丹徒岘，相传即秦时所凿以泄王气处，京口、京镇皆因以名。《梁典》武帝望京岘，盘纡似龙，因掘二湖于山下，曰龙目湖，今堙。”又据《光绪丹阳县志·山水篇》的记载：北冈在县北18里练湖上，即秦时所凿处，大夹冈在县北25里，下临运河。以上所引材料足证秦始皇时对今丹徒、丹阳一带之岗陇进行过开凿，这些地方正当江南运河所经。显然，所谓凿岗陇、泄天子气应是一种附会的说法，但确与开河有关。武同举认为：“秦始皇凿京岘山南坑，疑即今镇江东南新丰镇上下之运河，南接丹阳界，即古大小夹冈。”②不难看出，经过秦时的开凿，今镇江至丹阳的水道已经开通。
在太湖东南面，《越绝书·吴地传》称：“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秦始皇发会稽适戎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县相属。”秦由拳县即春秋时槜李(今浙江嘉兴)，钱唐县在今杭州市西灵隐山下。“陵水道”是开河筑堤形成的水陆并行的通道。可见秦时，苏州以南嘉兴至杭州的渠道亦在开通，这是杭嘉运河的前身。
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为了便于征调闽越贡赋，开始在吴江南北沼泽地带开河100余里，南接杭嘉运河，基本上接通了苏州至嘉兴间的运道。
六朝时期，黄河流域频经战乱，北方人民大批迁徙南下，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南北人民的共同开发下，汉时还处于“地广人稀”、“火耕而水耨”生产状况低下的江南地区，到南朝时期则成为“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的富庶之区。其中江苏南部的太湖流域和浙东地区更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建康是当时六朝的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地，繁华的秦淮河畔，“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城中“二十八万户，东西南北各四十里”，如以每户5口计，建康已有140万人，成为当时南北方最大的城市。因此，加强政治中心建康与吴、会经济中心的联系，是势所必然。根据《三国志·孙权传》和《建康实录》的记载：吴大帝赤乌八年(245)，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3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由于毗邻建康的江宁、句容、丹阳等地，地处宁镇丘陵，岗陵起伏，因此破岗渎上
下设14埭，以节制水量，上7埭入延陵界(延陵镇在丹阳县西南，镇西之云阳东西城，即破岗渎所经之道)，下7埭入江宁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云：“破岗渎在句容县东南二十五里，至丹阳县西南，六朝时转输运道也。”因此破岗渎运河的修建，主要目的在于把吴、会地区丰富的粮食、手工业品和物资运往当时的首都建康，而避免长江的风涛之险。当时维持这条破岗渎的附带因素，是齐、梁二代帝王陵寝都在丹阳，王公大人四时去丹阳谒陵，可由破岗渎的方山埭“乘舴艋自方山至云阳”，不必再绕道京口。破岗渎运河至梁时发生小小的变化。梁以太子名纲，乃废破岗渎，而开上容渎。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5里，顶上分流，一源东南流，30里16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26里5埭，注句容界，西流人秦淮。后至陈高祖即位，又堙上容渎而重修破岗渎。
当时虽然存在着破岗渎运河，但京口至丹阳的水道仍然畅通。顾野王《舆地志》载：“晋元帝子裒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南齐书·州郡志》也云：“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可见这条丹徒水道，是一直贯通吴、会地区的。我们在这次对唐宋运河的实地考察中，看到常州市的唐宋古运河上至今还保留着的新坊桥，始建于梁大同元年，现存者虽为元代重建，但可以说明，六朝时常州的运河是畅通的。因此，南齐时人通吴、会的丹徒水道，实即吴破岗渎东面的延长，是隋代江南运河的前驱。
隋炀帝大业六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即是在六朝时丹徒水道的基础上，使之加宽加深，从而使江南运河成为我国东南地区连接长江与钱塘江的一条重要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