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养成所，超越纳粹集中营的苏联古拉格群岛
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世人皆知，在人们的认知里，这似乎已经成了邪恶的天花板。
然而比纳粹集中营更加庞大，更加系统化的前超级大国的古拉格群岛却一直鲜有人知道。
直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长篇纪实小说《古拉格群岛》问世后，这个黑暗而阴森的地方才逐渐为世人所知。
古拉格群岛其实并不是一个岛，事实上在地图上也找不到这个叫古拉格群岛的地方。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新生的超级大国为了清洗内部的所谓“敌对势力”，于是在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的荒寒之地上设立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用来关押所谓“敌人”的集中营，“古拉格群岛”因此而得名。
其实将犯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等偏远地区的传统在沙俄时代就一直都有，这就类似于清廷将犯人流放到宁古塔一样，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
也许是沙皇对自己的统治太过自信，在沙俄时代对政治犯还比较礼遇，相对其他刑事犯而言，政治犯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大到许多政治犯被捕后能轻易越狱逃跑。
当年斯大林就曾经六次入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四次，然而每次都能很快回归社会并且继续革命，而且身体也没有受到伤害。
列宁在沙俄的监狱里竟然还能用牛奶写字，可见沙俄政府对待政治犯也并不是很严苛。
沙俄集中营的宽松管理让斯大林嗤之以鼻，后来还多次嘲讽沙俄的软弱无能，当年在沙俄监狱里的经历在这位钢铁慈父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掌握绝对权力后就决定要堵住这个bug。
斯大林认为帝俄之所以被轻易推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对待反对派太过宽松。
到了其统治的时代，为了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集中营的严酷指数呈直线飙升，越狱逃跑这种事情也随之成了传说，再也没有发生过。
在这位铁腕强人看来，威胁到新生人民政权的并不是外部的帝国主义，而是内部的那些所谓的“人民公敌”。
为了彻底肃清内部的人民公敌，强人领袖还十分贴心地对人民公敌的范围指出了具体的指向，比如说前沙俄的官员、资本家、神职人员等等都被划分成了人民公敌。
一旦被贴上“人民公敌”的标签就意味着万劫不复，绝无再翻身的可能，因为超级大国的领导层一致认为这些人是绝对不可能与新生的人民政权合作的，因此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惩处。
最高领导甚至将这些人形容为破坏国家的害虫、污染源和毒素，从最高领导的形容中就可以想见这些人的下场会如何了。
而那些杀人犯和抢劫犯反而被看作是可以争取的朋友，因为超级大国的领导层认为这些罪犯之所以犯罪都是因为被剥削所导致，是可以被宽恕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罪犯都是受害者，本质并不坏，最高领导相信只要将那些害虫一样的人民公敌消灭掉，就不会再有犯罪了。于是在最高领导的指示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理人民公敌的运动就拉开了帷幕。
在这种氛围下，人们开始因为自己的身份而不是犯罪被流放到集中营，曾经的地痞流氓摇身一变成了这一恐怖时期的精英。
他们疯狂撕咬，为了自己的私欲而随意地检举揭发那些所谓的潜在的“人民公敌”。
贤良方正之士成了重点打击的对象，耿介之士遭遇尤其惨烈，先辱后杀者不计其数，整个社会可谓是乾坤颠倒，一片混沌。
就算是一些无关政治的普通人也难以逃避被抓捕的命运，所谓抓捕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成了这一时期的定律。
有人因为不小心弄破了领导的画像而被检举揭发，于是就死无葬身之地，有人因为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从未见过面的亲戚偷渡而全家被抓进了集中营，从此就杳无音讯。
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一时之间人人自危，整个超级大国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而这正是最高领导想要的结果。
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只要让社会长期处于道德沦丧人人自危中，那么当权者就能永远掌控社会，这似乎也是一个定律。
要说监狱每个国家都有，而古拉格系统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不需要法律和审判，也不需要罪名，只要走进这个集中营，就总有一款罪名适合你。
有的案件甚至从审判到定罪的过程只要几分钟就搞定了，可见在对人权与生命的蔑视方面，超级大国都要远超当年的沙俄。
索尔仁尼琴在书中详细列举了古拉格里面的数十种残酷的刑罚，从肉体上的折磨到心理上的摧残无所不用其极。
犯人们走进集中营就意味着死亡，但是和纳粹的集中营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古拉格的犯人不会像纳粹的集中营那样被集体处决。
在超级大国的领导层看来，希特勒搞的那种毒气室实在是愚蠢至极，白白浪费了那么多活蹦乱跳的资源。
而古拉格的犯人们会一直日复一日地劳动，直到为新生政权的建设耗尽最后一口气，最后在漫天风雪中得到最终的解脱，真正做到了物尽其用。
在古拉格极端严酷的环境中，人性的道德底线也得到了一次实验，曾经的兄弟战友为了一块黑面包就可以立刻格式化多年的感情，相互检举揭发以求得到看守的恩典。
大家都在想尽办法争相献媚于集中营的看守，不放过每一次向最高领导表忠心的机会，每个人都变得像动物一样，除了食物，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兴趣。
对人性和精神的摧残是古拉格最可怕的地方，纳粹的集中营和其相比连学生都算不上，被纳粹折磨的犹太人都恨不得将希特勒挫骨扬灰，绝对没有一个人会感恩希特勒，但是在古拉格集中营却不是这样。
在这里劳改的人都是因为最高领袖的一句话而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从此过上暗无天日的生活的，按理说他们对最高领导应该心怀怨恨才对。
但是在1953年最高领导死的时候，许多人还因此而悲伤落泪，甚至还有人将多年积攒的一点宝贵的零花钱主动捐献出来给最高领导修纪念碑，这也许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最高境界吧。
随着最高领导的逝去，非人道的古拉格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最高领导执政的24年间，有275万人死在了古拉格，成了强人领导下的荒唐时代的牺牲品。
可见一人主宰一切有多么可怕，公平而透明的法制就像是新鲜空气一样，对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古拉格随时都可能被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