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陈永贵在北京因病逝世。因为他曾经在1975年到1980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所以当时到底应该按照什么规格来举行他的追悼会，成了其家属面临的难题！
有的说是按照陈永贵曾经的最高职务，也有的说是按照他逝世前的职位。就在大家难以达成一致时，邓小平的一句话将陈永贵追悼会的规格给确定了下来。
（陈永贵）
那么陈永贵的葬礼规格究竟是怎么样的呢？邓小平为何会出面定调呢？这还得从山西的一个农村大寨村说起！
一、走向政治生涯的巅峰
作为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农村，大寨村距离县城并不是很远，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村子里的人很少，只有几十户。
而且大寨村当地的自然条件并不是很好。由于这里的山又多又高，因此很不方便修路。
再加上田地里的土壤层很薄，留不住水，经常闹干旱，所以农作物生长不佳，收成自然而然也就不高。总体上说，村民们当时的生活较为贫困。
新中国成立后，大寨村搭乘着全国农业合作化改革的东风，走上了农业合作化之路，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陈永贵。
1948年，陈永贵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50年加入大寨村农业互助组。由于他在大寨村农业互助组中表现较为突出，得到了昔阳县政府颁发的锦旗。
1952年，陈永贵受到了山西省委的表彰，成为了山西省的劳动模范，并在当年被推荐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从1953年到1963年，大寨村新任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村民进行了“十年造地计划”。在此期间，他充分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带领全村人民年年取得粮食丰收的好成绩。
（1953年陈永贵带领大寨人制定“十年造地规划”）
因此，他在1959年还被邀请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庆典。这一年，陈永贵第一次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可当时上京参加庆典的陈永贵怎么也想不到，在他人生的荣耀巅峰时刻，他辛苦操持的大寨村马上即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1963年8月，大寨村遭遇了洪水灾害。在这场天灾中，不计其数的梯田、房屋被冲毁。
面对这场灾难，陈永贵没有颓废消沉，反而提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口号：“三不要、三不少。”
“三不要”就是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国家的救济粮、不要国家任何救济物资；“三不少”就是村民的口粮不少、第二年的生产投资不少、上交给国家的粮食不少。
实事求是地说，按照大寨村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想要做到陈永贵提出的“三不要、三不少”确实有难度。但陈永贵接下来的行动却完美地诠释了“人定胜天”这四个字。
为了完成目标，陈永贵亲自带领村民，将被洪水冲倒的农作物一棵一棵地扶了起来，并重新进行了培土，并安排专人负责照看。
面对倒塌的房屋，利利索索地收拾完毕后，就又重新盖起了新房。如果盖不了新房就建窑洞，反正一定要保证让所有村民都有地方可以住。
就这样，洪水灾害给大寨村民带来的粮食问题和生活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此后村民的生活不仅稳定了，甚至还恢复了农业生产，粮食产量也达标了。
由于陈永贵的努力，当年大寨村平均每亩地产粮食大约704斤，总产量累计达到了56万斤。大寨村民不仅没伸手跟国家要一分钱，反倒还向国家上交了24万斤的商品粮。
对此，大家都说陈永贵创造出了一个农业生产的奇迹。当时的《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各大报刊都纷纷报道陈永贵战胜洪水灾害的光荣事迹。
1964年1月，陈永贵被邀请到北京作报告。进行演讲那天，他以农民的装扮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
（陈永贵）
当时台下有些听众看到陈永贵的穿着打扮，顿时就失去了听讲的兴趣。可就在陈永贵讲起自己带领大寨村民战胜天灾的事迹时，全场响起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很多听众都感动的留下了泪水。
1964年12月，陈永贵前往北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12月26日，在毛主席生日这天，主席特地邀请了陈永贵一起吃晚饭。
其间，毛泽东看到陈永贵不怎么吃菜，就一边给陈永贵夹菜，一边热情地说：“永贵同志，吃菜嘛！这个菜好，吃这个，别客气！”
（毛泽东接见陈永贵）
在聊天当中，毛泽东高度称赞了陈永贵在大寨村的事迹，并且鼓励他一定要把这种大寨精神传承下去。
后来在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总结出了大寨精神的精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由于陈永贵的事迹被广泛宣传，他也成为了昔阳县典型、晋中地区典型、山西省典型甚至全国的典型。
为了学习陈永贵的精神，在中央的号召下，轰轰烈烈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了。当时全国上下都将陈永贵作为自身努力学习的劳动模范，还把大寨精神作为农业生产的奋斗目标与口号。
同时，为了学到精髓，大寨村的农业生产模式也被争相借鉴。
（1968年，陈永贵与《山西日报》驻点记者贾春太<左>、段存章<右>合影）
而作为农业生产劳动模范的陈永贵也逐渐走上了政治道路。1969年，他被选为九大中央委员，1973年当选政治局委员，1975年开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虽然在新一届的国务院副总理班子中，陈永贵排在了第七位，但是这标志着他已经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巅峰。
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日子
当然，坐上国务院副总理位子的陈永贵并没有被这种突如其来的荣耀给冲昏头脑，而是对自己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陈永贵深知自己早已习惯了农村基层工作，也懂得所取得的成绩完全靠的是大寨村全体人民的团结努力，而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份子。所以一旦离开了大寨，他感觉自己就好像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需要时常批阅公文。但是他40岁的时候才得以扫盲，所以在批阅公文过程中倍感压力，甚至经常会由于不识字而伤脑筋。
有一次他看完一份公文后，想要批示“待后处理”。可是他不会写“待”这个字。想了半天还是想不起来怎么写。而由于中央办公厅文书工作人员马上就要来催交文件，他无奈之下只好问办公室的秘书怎么写“待”字。
秘书说：“就是招待所、接待室的那个待。”话音刚落，陈永贵一边重重地拍打着脑门，一边不好意思地说：
“这个待字难怪这么面熟，原来是天天见它！”
由于陈永贵的擅长领域不在办公室，所以陈永贵思虑再三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陈永贵请求党中央批准他的“三个三分之一”：
在一年当中，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继续搞农业生产；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跑基层；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做工作。
因为陈永贵的要求合情合理，因此几天过后，毛主席就批准了他提出的“三个三分之一”。
（陈永贵走访基层）
身为国务院副总理，虽然陈永贵文化程度不高，但职级却是实打实的！所以在其刚刚刚上任时，按照规定，国家给他在北京的住所配了一名服务员。
可是当他看到那名服务员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时，陈永贵顿时就感觉到了不自在，最后硬是以不方便为由自愿放弃了这个待遇。
但为了能让陈永贵不被俗务忧扰，将时间充分用在工作上，经过协商，最后给他换了一个年龄稍微较大的阿姨。
本想着这次陈永贵应该不会反对，可人员落实之后陈永贵却说：“人家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让来照顾我的生活，我心里面真的无法接受。”
虽然此后又接连换了几名服务员，但是在陈永贵的百般拒绝之下，始终没能落实这项待遇。
做了副总理后，除了在生活上不习惯人员服务之外，陈永贵在伙食上也是异常的节俭！一次陈锡联到陈永贵老家做客，说是想吃山西的刀削面。于是陈永贵家中的炊事员便自作主张地买了一只鸡，用来招待陈锡联。
陈锡联
结果陈永贵看到炊事员手中的那只鸡，很不开心地说：“买鸡干什么？我不吃。没办法，咱就这伙食。再说了，人家都说了是来吃面的，你还买鸡。”
不就是一只鸡吗？为什么陈永贵如此在意呢？毕竟有客人远道而来，买一只鸡来招待一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难道是陈永贵太过于“抠门”吗？
其实陈永贵并非“抠门”。实际上他在老家每天的伙食很简单，就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面疙瘩，偶尔搭配一些老咸菜。
在老家吃饭时，陈永贵常常坐在小院的板凳上，“呼噜呼噜”一会儿工夫就吃完了。因此对于吃陈永贵并无要求，每天能吃上这样的伙食于他而言已经让他感到由衷的满足与惬意了。
在任副总理期间，陈永贵忠实的履行职责，在工作中从不懈怠。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别有用心之人还是百般挑他的错误拿来说事！
（陈永贵）
三、命运的结尾
当时，由于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处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中，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色彩，导致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夸大现象。
一些农村以学大寨运动为幌子，违背村民的意愿，私自进行生产大队核算，将村民的自留地全部收回，禁止饲养鸡、鸭、猪等家畜，还不允许村民做农副产业。
甚至在某些农村中，竟然还传出了“养一只鸡、一只鸭是社会主义，养两只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荒唐言论。
另外，一些农村在学大寨的过程中仅仅看到了大寨精神中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而忽视了当地的实际情况。
他们生搬硬套地模仿大寨村的模式，大搞梯田生产，结果由于违背自然规律导致农作物长势极差，不仅没能实现粮食高产的目标，还人为地破坏了自然环境。
1977年，全国上下掀起了一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风。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反思农业学大寨运动。
其中，安徽省在11月提出了跟农业学大寨运动完全不同的做法：农业生产队要有自主经营权和管理权，并自负生产责任，允许队员拥有一定的自留地，并在劳有余力的情况下可以经营家庭农副产业。
与此同时，四川省也提出了跟安徽省极为相似的做法：允许农民留有少量自留地，以家庭为单位经营适当的副业。
在四川省和安徽省的带动下，其他一些省份也逐步加入了这场反思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之中。
（农业学大寨运动油画）
当时虽然各个省提出的做法并非完全一致，但总体思路很统一：尊重生产自主权，改变平均分配，允许自由生产农副产品。
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召开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特殊历史背景下被赋予了政治色彩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逐步走下神坛。
1980年9月，陈永贵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1月23日，中共中央审批了山西省委递交的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报告，对此也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印发给了其他省份。
虽然由于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推行，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运动结束了，但是邓小平却一直关注着陈永贵。
（1975年邓小平与陈永贵合影）
1983年，68岁的陈永贵向党中央表达了想要再做些一工作的心愿。对此，邓小平决定将他分配到了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一职。
在此期间，陈永贵没有辜负邓小平对他的期望与肯定，提出的很多工作建议都得到了采纳，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工作的开展。
可以说，在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的那段时间，是晚年的陈永贵感到非常高兴的人生岁月。
（邓小平在陈永贵家中做客）
1985年，陈永贵在体检中被确诊为肺癌晚期。邓小平得知后，亲自前往医院看望陈永贵，还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安排最好的医生给陈永贵进行治疗。
陈永贵治病期间，邓小平时常前去探望，有的时候由于工作繁忙无暇抽身，也会派身边的工作人员代替自己前往医院慰问陈永贵，希望他能好好养病，早日康复。
但遗憾的是，由于医治无效，陈永贵最终带着党和人民对他的关怀，在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陈永贵逝世后，到底应该按照什么规格来举行他的追悼会在人们当中引起了一场争议。
有的说是按照陈永贵曾经的最高职务，也有的说是按照他逝世前的职位。就在大家难以达成一致时，邓小平一句话最终定了调：
按照国务院副总理的规格为陈永贵举行追悼会。
其实邓小平明白，陈永贵虽然不是政治家，但在特殊时期，他也为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既然党和国家曾经认可他的能力，那么现在他去世了，自然也应该享受相应的待遇！
由于有邓小平的拍板，对于陈永贵的后事再无其他声音！而他也被安葬在了他曾经为之奋斗过的地方——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虎头山上。
（邓小平）
结语：
其实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在1980年就结束了，但是它蕴含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却得到了继承与发扬。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工作中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作为精神向导和精神食粮。
当然，今天的我们在歌颂陈永贵和大寨精神的同时，也要时刻谨记：紧跟时代潮流，因时而异、因时而变，杜绝形式主义，尊重客观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建设国家！
参考资料：
陈春梅领导文萃,2016,(第7期)陈永贵的六个“最”[J]
段存章,王占禹党史文汇,2013,(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