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埃及的档案
古代埃及档案的发现
考古发掘证明,约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古埃及人已经定居在尼罗河两岸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挖渠筑坝,引水灌溉,种植小麦等谷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灌溉农业的发展,使社会财富和人口大量增加,贫富分化导致了埃及氏族公社解体。约在公元前3500年,埃及进入了文明时代,在尼罗河流域形成了许多称为“州”的城市国家,发明了文字。古代埃及的文字,最初是图画文字,大约到公元前3100年时,发展成为“音”“形”、“义”俱全的象形文字体系。如以象形文字为标准,埃及则是第一个使用文字的非洲国家。埃及象形文字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系统之一,它对后来埃及档案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3100年前后,埃及人已经具有高度发达的农业和比较完备的灌溉系统,形成了初步统一的奴隶制国家。随着国家的统一,为加强管理全国大规模的灌溉工程,领导农业生产,与周边邻国发展贸易和应付频繁的战争,以法老(古代埃及对国王的尊称)为首的统治阶级不仅需要有效地施行君主专制统治,而且要求有文字记录作为管理国家和对外交往的工具,于是产生了文件。这些记载当时埃及人的行政、生产和科学活动的文件(包括文书和往来书信)被保存起来,以备日后查用,就形成了古代埃及的档案。
18世纪法国大革命促进了考古学的成长,1798年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有研究埃及的学者同行。这些学者在埃及寻访古迹和古物,推动了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当年8月,拿破仑的士兵在尼罗河三角洲顶端的罗塞达城附近挖战壕时,偶然挖出了一块布满文字的石碑。这块石碑后来就以发现它的地点命名,称为“罗塞达石碑”。
石碑上刻有三种不同的文字:上半部是最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中间是古代埃及后期的一种叫做“世俗体”的草体文字,下半部是古希腊文。碑文是用这三种文字刻写成的同一内容的铭文,是公元前2世纪埃及祭司为法老托勒密五世立的颂德碑。法国学者商博良自1808年至1822年,花费了十几年的工夫,成功地译读了罗塞达石碑上的象形文字,揭开了古埃及文字之谜。同时,这也标志一门现代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正是由于象形文字的译读成功,使人们才得以了解这些发掘出来的大量档案文献的内容,使之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埃及文明的珍贵资料。
罗塞达石碑的发现和碑文的成功译读,轰动了学术界,在欧洲大陆掀起了一股收藏、研究古埃及文物的热潮。法国、英国、德国以及美国等国都纷纷组建专业的考古队,相继前往埃及进行大规模的发掘活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不仅使许多珍贵的古代埃及档案重现于世,而且还发现了古代专门保存档案文献的档案库。
位于今埃及亚明省艾斯尤特以北72公里处的阿玛尔纳,是古代埃及第18王朝(约公元前1567-1320年)法老埃赫那吞实行宗教改革时建立的新都,古称埃赫塔吞。1887年,一个埃及农妇在那里偶然发现350多片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因而揭开了古代埃及档案库的贮藏处,从此进行了全面的发掘。整座档案库占用了约两间多地下室。
发现时里面的宝藏早已被盗劫一空,所幸的是存放的泥板文书仍完好无损。这些泥板文书是埃及法老和巴比伦、亚述、赫梯等国国王的通信,以及法老与埃及属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腓尼基诸王公之间的通信(楔形文字是当时国际间交流的通用文字)。这些书信就以“阿玛尔纳档案”而著称于世。“阿玛尔纳档案”的发现,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埃及的外交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古代埃及档案文献的种类和内容
古代埃及的档案文献,依据其不同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年代记和王表。古代埃及最早的年代记是古王国第5王朝(约公元前2458—2345年)编定的《上古埃及年代记》,即《帕勒摩石碑》(因藏于意大利帕勒摩博物馆得名,现仅存部分断片)。石碑两面皆刻有象形文字,载录埃及古王国第5王朝以前诸法老名单,以及每一位法老统治时的大事记,包括当年尼罗河水位的标记。还有《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这是刻在底比斯卡尔纳克神庙墙壁上的象形文字铭文,反映第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历次远征的情况,是现存古代埃及象形文字铭文中内容最长和最重要的一种年代记。
保留下来的古代埃及王表中,以藏于意大利都灵博物馆的《都灵王表》最为重要。这部纸草文献记有从埃及有史以来到公元前1200年第19王朝(约公元前1320—1200年)时的埃及全部法老的名字,附有他们在位时的大事记,以及按年代排列的各个法老的在位时间,年月日俱全。第19王朝时期编制的王表还有《阿卑多斯》和《卡尔纳克王表》,但史料价值远不如《都灵王表》重要。
35米,是迄今所知传世最长的纸草卷。同属于第20王朝时期编制的《维勒布尔纸草》,是对当时中部埃及地区进行土地丈量的清单,详细记有各地块的主人、面积、租种者的姓名、身份、数量以及应纳租税的数额。这些纸草文献是研究古代埃及经济史的重要资料。
4文学作品。埃及在公元前3500年就创造了象形文字,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它们体裁多种多样,有诗歌、神话传说、散文故事、寓言、教谕、传记等等,被记录在纸草纸上保存了下来。关于奥西里斯的神话、《大臣乌尼传》、《魏斯特卡尔纸草》、《普塔霍特普之教谕》、《一个能言善辩的农夫》、《遭难的水手》、《辛努海的故事》、《伊普味陈辞》、《打谷歌》、《阿吞颂歌》、《乌奴阿蒙游记》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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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埃及统治阶级对档案文献的利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用档案文献处理国内事务。首先是利用档案文献提高法老的威信,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甚至不惜伪造档案。第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继承王位时年仅10岁,由其后母哈特舍普苏特摄政。哈特舍普苏特野心勃勃,并不满足摄政之名,不久便独揽王权,虚构了太阳神阿蒙使其母亲怀孕而生她的神话,并把这个内容雕刻在底比斯神庙墙壁上,以此证明她的王位的合法性以及神的来源。埃及托勒密王朝时代(约公元前305—30年),亚历山大图书馆藏书70万卷,大部分是用希腊文写成,其中有不少是从别国收集来的档案和手稿,几乎囊括了古希腊的全部著作。亚历山大图书馆奠定了该城成为当时世界文化和科研的中心地位,托勒密王朝的声望随之也得以提高。
同时还利用档案文献征收赋税、审理案件。《莱丁纸草》记载有中王国末期埃及官吏向农民逼交租税的情况:“王家的官吏盘腿坐于席上,面前摆着纸草卷,一个个农民都来交税算帐。一些箱子里放着征税表格,上面填着农民的姓名、土地数量、牲畜头数……,另一些箱子里放着农民欠债的表格。交不起税或不能还债,官府派人去催并逮捕他们,或用棍棒把他们打个半死。”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繁重的额赋税逼得农民走投无路,档案完全被统治阶级用作盘剥埃及农民的工具。
在萨卡拉出土的属于第19王朝一个名叫麦西的人的墓中发现有诉讼铭文。麦西幼年丧父,其父留下一块作为遗产的份地。他的亲戚想瓜分这块土地,不让麦西的母亲耕种。麦西的寡母就告到维西尔那里,通过查看档案,证实了她本人对这块土地拥有的一份所有权。可见,古代埃及妇女和男子一样有权继承遗产。
第二,利用档案文献为外交政策服务。新王国时代,埃及在西亚各属地都设有外事机构,用以收集各种情报,并将所收集到的情报与档案材料加以对照,然后对其外交政策作以调整或改变。从“阿玛尔纳档案”中的外交函件可以看出,法老为了保持埃及在西亚各地区的优势,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使用外交手腕和用黄金笼络的方法,而不是付诸武力。
第三,利用档案文献发展科学和编纂历史。古代埃及的科学技术是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埃及各地发现的医学纸草和数学纸草,都证明了档案曾被古埃及人用作积累科学知识的重要工具。但档案更多的是被用来编纂历史的。
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统治时期,埃及祭司曼涅托通晓古埃及语和希腊语,应托勒密一世的要示,得以出入埃及国家档案库,用希腊文撰写了一部包括30个王朝的《埃及史》,把古代埃及的历史划分成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三个时期。遗憾的是,原书早已失传,仅在后人的一些著作中保留有断片,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古代埃及历史发展的基本系统。曼涅托划分古代埃及历史为三个时期,这一分期法大体为后人所采纳,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可见,古代埃及历史的编纂,是离不开档案史料的。
在埃及考古发掘出来的许多重要档案文献,《帕勒摩石碑》、《莫斯科数学纸草》和《莱丁纸草》,都不是保存在档案出土国埃及的开罗博物馆,而是分别保存在意大利的帕勒摩博物馆、俄罗斯的莫斯科博物馆和荷兰的莱丁博物馆,并都是以这些国家的博物馆来命名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8世纪到20世纪的150多年中,在埃及境内发掘出来的大量档案和文物,大部分落在8个西方列强的15个博物馆之中。
综上所述,古代埃及的档案文献真实地记录了古埃及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在奴隶制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古埃及人的档案保管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促进了古代埃及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来源：史学集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