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大学哲学系、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教授 倪梁康
内容提要：胡塞尔晚年与他的同乡、捷克现象学家帕托契卡在巴黎和弗赖堡相遇相识，开启了现象学运动的一个新章节。在思想上，胡塞尔后期对生活世界和欧洲危机的关注和讨论影响了年青的帕托契卡。在生活上，他们两人都处在二战前后的世界动荡局面中，并以各自的方式最终经历了政治与社会的危机。总体上看，他们都是不问政治的纯粹哲学家，但政治最终赶上了他们。他们二人始终都是观念力量的信奉者，而且也是观念力量的牺牲者。他们也因此在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埃德蒙德·胡塞尔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有一位他的捷克同乡进入他的生活与思想圈中，成为他的学生，这人就是扬?帕托契卡(Jan Pato ka，1907-1977)。帕托契卡的父亲是一位古代语言学家。因而尽管帕托契卡是在布拉格的一所实科中学里接受的实用学科的教育，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中学不需要学习古代语言；但在父亲的帮助下，他很早便具备了扎实的古希腊知识。此后在布拉格大学学习时，帕托契卡的大学哲学老师是捷克哲学家柯萨科(Jan Blahoslav Koz k)。后者是批判的实在论者，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托马斯?马塞里克(Tommá Garrigue Masaryk)的学生。
世界真小！在与帕托契卡相遇的五十多年前，即在帕托契卡出生的三十多年前，胡塞尔于莱比锡大学注册学习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和哲学期间便认识了当时也在此学习的马塞里克，确切地说是在1876年莱比锡的哲学学会上相识的。马塞里克此后成为胡塞尔青年时期的哲学引路人和精神引领者：胡塞尔不仅在马塞里克的影响下终身以哲学为业，而且在宗教上也受其影响而从犹太教(摩西教)转信了基督教(耶稣教)。此外，马塞里克的老师是布伦塔诺。正是在马塞里克的建议和推荐下，胡塞尔也成为布伦塔诺的学生。就此而论，胡塞尔的确有理由将马塞里克称作“我的第一个老师，是第一个在我心中唤起了对世界与生活的伦理理解的人”①。
当然，胡塞尔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老师”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布伦塔诺。他也是胡塞尔与马塞里克的共同老师。他们所共同延续和发展的一个哲学传统可以称为维也纳哲学传统，这个传统是由一条从鲍尔查诺到布伦塔诺、胡塞尔、马塞里克、维特根斯坦直至帕托契卡的思想发展线索来体现的②。
帕托契卡是1929年在巴黎初见胡塞尔的。那时这位只有22岁的布拉格大学学生获得一笔奖学金，正在巴黎学习，而胡塞尔恰好在此期间应邀到巴黎大学讲演。于是帕托契卡“带着激动的心情”聆听了胡塞尔的巴黎讲座，“一同体验了‘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开端”③，因为这个讲座的文本就是后来得到深化和扩展的《笛卡尔式的沉思》书稿的最初底本。
通过胡塞尔的学生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和古尔维齐(Aron Gurwitsch，1901-1973)的介绍，帕托契卡在巴黎结识了胡塞尔。胡塞尔似乎当即便邀请他去弗赖堡学习④，尽管胡塞尔此时已退休并将讲席传给了海德格尔。1930年，帕托契卡从巴黎回到布拉格，并在那里于一年后递交了他的博士论文《明见性的概念以及它对意向活动学的意义》⑤。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篇用捷克文撰写的博士论文一直存放在布拉格大学的图书馆中，始终没有正式出版，也没有被翻译为任何其他文字，而且关于它的论述也寥寥无几，其原因尚不得而知。仅从它的论题来看，这应当是一篇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论文。
帕托契卡在完成博士考试后没有在大学找到工作，因而他最初是在布拉格的文科中学里担任哲学教授，但他一直没有停止对现象学哲学以及捷克哲学的思考。1933年夏季学期，他获得了一份洪堡奖学金，借此而能够赴德国的柏林和弗莱堡进行访问和学习。他在柏林随尼古拉·哈特曼学习并在那里亲历了德国政局的重大变化。随后他来到弗赖堡，名义上随海德格尔学习，但主要关注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当这位26岁的青年来到弗赖堡，出现在74岁的老人面前时，胡塞尔已经将纳粹政权给他带来的“最初的失望和屈辱”⑥抛在身后，能够“带着最令人感动的友善来接待”他的同胞帕托契卡：“啊，终于有这一天！我已经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但一位同胞来到我这里——这还从来没有发生过。”⑦
同样是在这次访问学习中，帕托契卡结识了胡塞尔当时的私人助手欧根?芬克并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同时也见到当时在胡塞尔家中做客的一位日本人和一位中国人⑧。帕托契卡后来曾回忆这段在胡塞尔家中做客的经历，并且记录下胡塞尔当时在面对充满敌意和战争气息的欧洲时局以及由国际学生构成的周边环境时所说的话：“我还记得，他[胡塞尔]当时说：‘我们在这里的统统都是敌人。’他指着我和芬克：‘敌人。’指着中国人和日本人：‘敌人。’‘而超越一切的——现象学。’”⑨
这里表现出的民族、欧洲与世界之间的强烈张力后来在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思考中一再地被讨论和论述⑩。它是胡塞尔在面对欧洲两次大战之间的危机时对哲学观念一方面与自然的生活世界观点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与自然科学观点的相关性问题上的思考的流露。这种超越性在胡塞尔那里意味着某种在政治、伦理、法权、社会方面的跨文化、跨民族的普遍性之可能。胡塞尔在一次大战期间便曾面对过这个问题，但看起来他并未能够通过他的政治实践而得出令他自己满意的答案(11)。在面临纳粹政权的残酷现实与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可能时，他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个问题。而这次他是从生活世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进行观念史的思考和反省。
关于这个时期的胡塞尔以及他的工作，英加尔登曾在回忆他1935年最后一次去弗赖堡拜访胡塞尔时说：“让·海林晚上到旅馆来看我。我们谈到胡塞尔。海林在那段时间去看过他多次，并且赞叹他的好状态，他的坚定性，以及他对科学研究的不懈的奉献。胡塞尔在此最后的岁月里作为人和作为哲学家变得更加伟大了。他坚信，他的哲学终有一天会拯救人类。他预感到将会发生的事情吗？”(12)
在此期间，随着德国情况的变化，捷克以及布拉格大学1933年后的情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埃米尔?乌悌茨(13)因其犹太血统而不得不放弃他在德国罗斯托克大学的教职，返回他的母校布拉格德语大学担任讲席教授。关于乌悌茨，帕托契卡回忆说：“他视野开阔，对于精神可能性的嗅觉极其敏锐，而且是一流的组织者。这位以前的布伦塔诺学生并不理解超越论，因此他也就更为强调在胡塞尔那里的具体分析，并且拟订了一个将布拉格建成一个现象学研究中心的计划。”(14)乌悌茨与帕托契卡的老师柯萨科一同在此方向上努力。1934年，“布拉格哲学社团”成立。乌悌茨担任学会的德语主席，柯萨科担任捷克语主席，帕托契卡成为新成立的哲学社团的捷克语秘书，胡塞尔的另一位学生兰德格雷贝担任社团的德语秘书。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个社团逐渐建立起与国际现象学运动的联系并产生影响。
这年的圣诞节，帕托契卡收到胡塞尔的邀请，再赴弗赖堡拜访胡塞尔和芬克。他此次的德国之行负有两个重要的使命：其一是找到某种方式来保存胡塞尔的大量手稿，以免它们被纳粹毁灭，例如通过将速记体文稿誊写成打字稿来安置它们，或将它们部分地挪放到布拉格；其二是邀请胡塞尔到布拉格做一次旅行讲演，借此宣布他的最新思想和研究成果。这两项计划都受到胡塞尔本人的全力支持，究其原因，应如帕托契卡所说，胡塞尔对其殚精竭虑的科学研究之命运的担忧由来已久，这种担忧原初可能与现象学内部海德格尔学派占据上风的状况相关联(15)。此外还要加上1933年之后由政治所引发的忧虑，这些忧虑的确是有充分根据的。胡塞尔在他的国家是一个“内部流放者”，并且不能指望任何来自公共方面的公开支持。布拉格学会、捷克斯洛伐克在此情况下虽然不是非常强大的联盟者，但却是在这个看起来毫无指望的黑暗中的一束亮光。“将一个伟大的哲学使命、也是人类的使命感受为一种始终活跃的工作冲动，同时不得不为此工作去期待一个被丢入海中的瓶子的命运，这是贯穿在多年间的持续担忧。”(16)
最终这两项计划都以出版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实现：其一是胡塞尔的维也纳和布拉格之行连同他在那里所做的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讲演以及在此基础上加工出版的两篇“危机”长文，其二是由兰德格雷贝整理编辑和由胡塞尔本人审定的《经验与判断》的著作的发表(17)。《危机》与《经验与判断》这两部著述的思路在一个关节点上相交并汇合：生活世界。正是由于这两项工作的完成，我们今天才有可能谈论一门“生活世界的现象学”。而这门学说的产生，无疑与帕托契卡、兰德格雷贝和布拉格哲学社团的努力密切相关(18)。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一书的形成，通常首先被视作胡塞尔的维也纳之行的直接结果，但阐述“危机”思想的最早起因实际上更多与布拉格有关。首先可以确定一点：1934年在帕托契卡去弗赖堡实施上述计划之前，胡塞尔便于1934年8月应这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届世界哲学大会的大会主席莱德(Emanuel Rádl)的邀请而起草和回复了一封长信。它后来于1989年被收入《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七卷《文章与讲演(1922-1937)》(SⅣ，SChronik，SAChronik，SⅣ，SⅣ，SHusserl,Briefwechsel,10 B nde,in Verbindung mit Evon KⅧ,S(以下凡引此书信集均只在正文中用括号标明：Hua BriefI，S7)，以及[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倪梁康译，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7页。
②④参见Barry Smith，"Von TMasaryk bis Jan Patocka:Eine philosophische Skizze"，in JBinder (edsG94-110,S165。参见Milan Walter,"Jan Pato ka17,Studien zur Philosophie von Jan Pato ka,1985,SSepp,Jan Pato ka529。
⑥1933年4月6日，已经退休五年的胡塞尔收到巴登文化部的第7642号“被休假的”通告，随后于4月14日基于这个通告而“被立即休假”。4月底胡塞尔太太向她的儿子格哈特写信报告说，他的父亲受失眠和神经痛的折磨，不得不中断工作，去瑞士洛迦诺休养十天。(参见K),Husserl-Chronik429。以下凡引此《年谱》均只在正文中用括号标明：Chronik+页码。)
⑦[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1页。——胡塞尔将帕托契卡视为自己的第一位同胞学生，这说明他更多地将捷克(由帕托契卡的出生地波希米亚和胡塞尔自己的出生地摩拉维亚两个地区组成)视为自己的故乡，即他所说的“我的可爱而古老的祖国”(Hua Brief Ⅷ，SStudien zur welt-bürgerlichen Phanomenologie,Sankt Augustin Academia Verlag,2013)中想要处理和回应的问题。
(11)关于这个问题的较为详细的讨论可以参见倪梁康：《胡塞尔于一次大战期间的政治践行与理论反思》，载《中国现象学与现象学评论》第十五辑《现象学与实践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18页。
(12)[波兰]罗曼·英加尔登：《五次弗莱堡胡塞尔访问记》，倪梁康译，[南宁]《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13)乌悌茨(Emil Utitz，1883-1956)出生在波希米亚地区，也是犹太血统。他曾在慕尼黑、莱比锡和布拉格学习法学、考古学、艺术史、哲学和心理学，并最终于1906年在布拉格随布伦塔诺的学生、心理学家、完形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埃伦费尔茨(Christian von Ehrenfels，1859-1932)完成博士学业，而后又完成任教资格考试，并于1925-1933年在罗斯托克大学担任哲学副教授。1933年纳粹政府上台后，他因犹太身份而先被休假，后被永久退休。此时他刚刚50岁。随后他流亡到他的家乡布拉格，在布拉格德语大学担任讲席教授，直至1942年德国占领捷克。他不仅被逐出大学，还被纳粹关进集中营。只因其“名人”的身份，他在那里才受到特殊对待，最终得以度过战争，活到战后。1945年起他重新执教于布拉格大学，直至1956年去世。
乌悌茨曾与胡塞尔和舍勒有过直接联系和书信往来。现存于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馆的一封舍勒手写的战地明信片便是他于1916年战争期间写给乌悌茨的。另一封胡塞尔1914年手写的致乌悌茨的明信片则被收藏于德国比勒费尔德图书馆。此外在1993年由舒曼编辑出版的《胡塞尔书信集》中还收有胡塞尔致乌悌茨的一封信和乌悌茨致胡塞尔的两封信(Hua Brief187 ffLandgrebe,"Erinnerungen an meinen Freund Jan Pato ka:EinPhilosoph von Weltbedeutung",in Perspektiven der Philosophie,Vol298)
(17)关于胡塞尔最后这两部著作的形成历史与基本思路可以参见笔者的两篇论文《胡塞尔未竟之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1936)〉的形成始末与基本意涵》(《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以及《胡塞尔遗著〈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1939)〉的形成始末与基本意涵》(《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18)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主要通过兰德格雷贝来实施的布拉格哲学社团的计划：聘请胡塞尔到布拉格德语大学任职。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英加尔登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胡塞尔的思考、犹豫和最终的决定过程：“我这此次来弗莱堡只有两天时间，并在胡塞尔那里遇到让?海林和兰德格雷贝，后者带来一份邀请函，邀请胡塞尔到布拉格德语大学任教。此外他还想带另一部分胡塞尔手稿到布拉格。——关于布拉格邀请的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考虑了所有赞成和反对的理由。但我和海林都不知道，这里能够做何种建议。很明显，胡塞尔在德国的境况在这些年里从根本上变坏了，很难预料将来还可能会发生什么。但布拉格？——谁能够知道在那里会更平静和更安全吗？胡塞尔倾听并沉默。我们在没有做出决定的情况下各自分手回去。——第二天早上我去胡塞尔那里。他立即坚定地告诉我：‘我留在这里’。他勇敢而骄傲。不愿退让。我没有抗议，尽管我忧心忡忡。”(罗曼?英加尔登：《五次弗莱堡胡塞尔访问记》，倪梁康译，[南宁]《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19)这篇文章后来收入《胡塞尔全集》第27卷，于1989年正式发表。参见Edmund Husserl,Aufs tze Und Vortr ge(1922-1937),Hua XXⅦ，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9,S77-176,in eskámysl,1937(33),no98-107。
(22)[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8页。
(23)另一位关注生活世界问题的思想家当属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笔者在《现象学及其效应》中专门讨论了他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关联与差异。此外还有受胡塞尔影响更大的舒茨(Alfred Schütz，1889-1959)和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1920-1996)曾对“生活世界”论题做过深入的思考。参见Alfred Schütz,Thomas Luckmann,Strukturen der Lebenswelt,Band 1,Frankfurt a:Suhrkamp,1979; Band 2,Frankfurt a:Suhrkamp,1984以及Hans Blumenberg,Theorie der Lebenswelt,Frankfurt a:Suhrkamp,2010。
(24)Walter Biemel,"Jan Pato ka:11907-131977",in Ph 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Vol132Ph nomenologische Schriften I,herausgegeben von Klaus Nellen und Jí i Němec,Einleitung von Ludwig Landgrebe,Stuttgart:Klett-Cotta,1990)、英文版(Jan Pato ka,The Natural World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Evanston,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6)。
(27)[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9页。
(28)参见Jan Pato ka,"Edmund Husserl zum Ged chtnis:Zwei Reden gehalten von Ludwig Landgrebe und Jan Pato ka"，in Schriften des Prager Philosophischen Cercles,herausgegeben von:JKozák und EApril 1938,gesprochen von Eugen Fink",in Perspehtiven der Philosophie,Volume 1,1975,SZwei Reden",in Schriften des Prager Philosophischen Cercles,herausgegeben von:JKozák und E28fUntersuchungen zur Genealogie der Logik,ausgearb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Ludwig Landgrebe,Prag:Academie Verlagsbuchhandlung,1939R),Husserl und die Ph nomenologische Bewegung-Zeugnisse in Text und Bild,Freiburg:Verlag Karl Albert,1988,S
(33)[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91页。——关于此还可以参见兰德格雷贝的更为准确的说法：“出版商必须逃离，但他们逃走前还能将200本样书寄往伦敦的阿伦和昂文出版社，出版社能在英国和美国售书。其余的样书则被纳粹没收并焚毁。”(Ludwig Landgrebe,"Erinnerungen an meinen Weg zu Edmund Husserl und an die Zusammenarbeit mit ihm",in Sepp,H(Hrsg26)
(34)Barry Smith,"Von TMasaryk bis Jan Pato ka:Eine philosophische Skizze",in JBinder (edsG953,1977,SStudien zur europ ischen Ideengeschichtevon der Renaissance bis zur Romatik,Würzburg:K nigshausen &Neumann,2006,S——这部任教资格论文与他的博士论文一样，据笔者所知也至今没有作为整体出版。但它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已在1964年之前作为单篇论文分散发表。
(39)[瑞士]耿宁：《有缘吗？——在欧洲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第5章，郑辟瑞中译稿，第19页。
(40)(43)Paul Ricoeur,"Hommage an Jan Pato ka ",in Jan Pato ka,Ketzerische Essays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neu übersetzt von Sandra Lehmann,mit Texten von Paul Ricoeur und Jacques Derrida sowie einem Nachwort von Hans Rainer Sepp,Berlin Suhrkamp Verlag,2010,S8GZumrand and T),TMasaryk und die Brentano-Schule,Graz/Prague: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1993,S
(44)Milan Walter,"Jan Pato ka17,Studien zur Philosophie von Jan Pato ka,1985,S
(45)Jan Pato ka,"Roman Jakobsons ph nomenologischer Strukturalismus",in Tijdschrift voor filesofie 38,Nr129-135Landgrebe u,Die Welt des Menschen-Die Welt der Philosophie
(47)[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79-291页。
(48)Barry Smith,"Von TMasaryk bis Jan Pato ka:Eine philosophische Skizze",in JBinder (edsG10829734,Mensch,Welt,Verst ndigung:Perspektiven einer Ph nomenologie der Kommunikation,1977,S
(52)Jan Pato ka,Ausgew hlte Schriften,B nde I-IV,herausgegeben vom Institut für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 in Wien,Stuttgart:Klett-Cotta,1987-1992
(54)Paul Ricoeur,"Husserl und der Sinn der Geschichte",in Noack,Hermann (Hrsg2317331,H-Sep453-455Zu Jan Pato kas praktischer Philosophie",in Ph 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Vol10-31。
(63)Jan Pato ka,"Was ist Ph nomenologie?",in Tijdschriftvoor Filosofie,44ste Jaarg4,1982,S
(64)Walter Biemel,"Jan Pato ka:11907-131977",in Ph 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Vol136Pato ka,"O Povinosti Br nit se Proti Bezpr vi ( ber die Pflicht gegen die Ungerechtigkeit sich zu verteidigen)",in Studie,Ⅲ,Nr
(66)另一位是已于此前两年(1975年)离世的欧根·芬克(Eugen Fink，1905-1975)。
(67)L3,1977,S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塞尔文集》中译”(12&ZD124)阶段性成果。）
来源： 《江苏社会科学》第20204期
